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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子》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意见:《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否定。另有唐魏徵《群书治要》辑《尉缭子》4篇,对考校此书均有重要价值。
    第二种意见:《尉缭子》的作者名叫尉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一说法是在尉缭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均在魏国担任国尉一职,尉缭亦在秦国担任国尉一职,《尉缭子》一书并非尉缭一人所著,而是在尉缭太爷开始,经四代人努力才完成的。
    第三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尉缭子》是战国晚期论述军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经七书》本最早。《汉书·艺文志》杂家收录了《尉缭子》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尉缭子》四篇。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也有和《尉缭子》相符的竹简书六篇。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现在流传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常和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增加的内容。
    《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其理论水平很高。思想中糅合了儒、法、道各家观点,这也许是被纳入杂家的主要原因。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所以有人把此书作为兵书来看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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