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汉纪》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9:11:55 网络 佚名 参加讨论
 苟悦（148—209年），字仲豫，东汉颖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荀悦自幼好学，善于解说《春秋》。 灵帝时，宦官当权，政治黑暗腐朽，因此，荀悦长期称病在家。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应曹操征召，任黄门侍郎，与族弟荀彧、孔融等侍讲文学、史事。后来又迁升为秘书监、待中。因有感于时政，作《申鉴》五篇，主张摒除伪、私、放、奢四患，提倡兴农桑、审好恶、宣文教、立武备、明赏罚五政。 汉献帝认为班固所著《汉书》文字繁多，不易阅读，建安三年命荀悦仿照《左传》编年体例，改编《汉书》。用了三年时间，《汉纪》便编写完成。此书上起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刘邦入关灭秦，终于王莽十五年（23年），分为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等十二纪，而把王莽新朝的历史附于平帝纪后，叙述了包括西汉一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因为该书由西汉诸帝纪组成，所以命名为《汉纪》，这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汉纪》又称《前汉纪》，共有三十卷。该书开宗明义地提出“立典有五志”，也就是写史书的五项基本指导原则：“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汉纪》卷一）。用我们现代语言来说，这五项标准就是：一要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二要突出宣扬统治者中的正面典型和典章度的成功部分；三要注意贯通古今，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古为今用；四要颂扬明君贤臣对社会的贡献；五要表彰统治阶级有道德、才干的代表人物。 在序文中，《汉纪》又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十六个方面：“凡《汉纪》，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汉纪·自序》）由此我们可知《汉纪》的编写，从目的到内容，都是为了向统治者提供历史的鉴戒。 该书通过记载西汉一朝“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汉纪·跋》），并以“荀悦曰”的形式，精心撰写史论，反复详细地探讨了汉代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这主要集中在，“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两个方面。也就是探讨、总结统治人民之术，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阐发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寻求一种理想的君臣关系。 书中把君主分为六种不同的类型，即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和亡主，与此相应，把臣子也非为六种类型，即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和佞臣。该书认为王朝的兴亡就是由这几种类型的君臣进行不同的结合而决定的。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协调上下关系，苟悦主张君主当政必须“为民”。对汉代多次减免田赋的有措施，班固以后史家多当作惠政加以歌颂，荀悦则认为那是皇家同地主豪强共分“威福”，“适足以资豪强”盘剥农民（《汉纪》卷八）。 在《汉纪》中，荀悦还特别宣扬天命史观。针对当时三种否定天人感应的“放荡反道之论”，精心提出了所谓的“天人三势”说。他不畏繁琐，反复论证“圣汉统天”、“神器有命”，强调非命谋叛，必遭天罚。在时间表述上，该书自始至终都采用汉朝的年号，而不用秦朝和新莽的年号。 《汉纪》对《汉书》删略特别多，而对灾祥、怪异、阴德报应、相命、望气之类，却不厌其繁地加以载录，也反映出荀悦本人的思想倾向。 《汉纪》的编纂，是以班固《汉书》的帝纪为主，将其各传、志、表的资料，按年月时间先后加以适当剪裁，分别编入。在叙事上，贯彻“撮要举凡”，“务从省约”（《汉纪》卷一）的原则，就是只选择要点和典型材料，进行压缩精简。《汉书》总共有八十多万字，而《汉纪》仅十八万字，只占《汉书》四分之一的篇幅，文字大大减少；而西汉一朝所有重要历史事件都简明扼要地述及到了。 其取材范围主要不出《汉书》，并在此基础上，有一些补充。如所记录的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谏议大夫王仁疏；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侍中王闳谏，是《汉书》中所没有的。此外，其记事与《汉书》也间有出入详略。所以其书也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汉纪》在历史编纂学上，对编年史体有所突破创新，也是其重要特点。荀悦采用了“通比其事，例系年月”（《汉纪·序》）和“通连体要，以述《汉纪》”（《汉纪·目录》）的写作方法，既按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述重大史事和重要人物，又运用类叙之法，顺便将与之同类或有关而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条下的政事、人物，以及典章制度、少数民族等加以介绍。如张良第一次出现子在《汉纪》沛公二年(前206年)，在“遇张良于留”之下，便补叙了张良的生平。在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写“张骞封博望侯”时，先记张骞出使西域，又相当详尽地叙述西域各国概况。此法的创立和广泛运用，大大扩充了编年史的记叙范围，改进、完善了编年体的叙事方法。 由于上述原因，《汉纪》世后，便为世人所重。袁宏称：“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后汉纪·序》）范晔在《后汉书·荀悦传》中说它“辞约事详，论辩多美”。刘知幾在《史通·二体》篇中，称“历代褒之，有逾本传”，把它和《汉书》作为纪传史和编年断代史的代表，说：“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由寻苟悦《汉纪》重新恢复并完备了编年史体的规模，从而使之成为同纪传体并驾齐驱的一种史体。在《汉书》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断代史的撰写空前发展，出现了几十部这样的史书。北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也提出“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刘恕《资洽通鉴外纪》后序），也说明其影响的深远。 自北宋天圣年问以后，已无善本。织瑰存最早的是宋王铚将其与《后汉纪》合刻在一起的绍兴十二年（1142年）本。较好的有明嘉靖时黄姬水刊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即据此本影印；清康熙年间蒋国祥、蒋国祚将《汉纪》与《后汉纪》合刻，后附有《两汉纪字句异同考》。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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