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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助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它是由“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得名。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及方法,不仅结出了丰硕成果,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而且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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