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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论语》: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
    主要由仲弓、子游、子夏首先商量起草,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纪念老师,忧虑师道失传。并由子夏开创了章句的读法。故汉儒曰:章句发明始于子夏。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论语》,圣人之学,载道之学,君子治天下之学也。
    周子曰:“圣学,一为之要。”
    庄子曰:“道又名一,其号无双。”
    月牙山人曰:“诸子之学,无文不一,无一不文。”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古时称为方术士,擅长祭祀,算命等),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东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遂为《论语》定本。[4] 
    孔壁中书本《论语》由孔安国隶古定。当孔安国向武帝献书时,正值“巫蛊事件”,朝廷将这批书退还给孔氏,“其学于是在孔家流传。”
    《论语》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候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由认为出于王肃之手。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论语注》以《张候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候论》。于是怀疑《论语》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我很同意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公山章》)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于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有竹简《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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