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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修身养性:《幼仪杂箴》


    
    《幼仪杂箴》乃杂著,为明方孝孺所撰。见于《逊志斋集》卷一。《幼仪杂箴》二十首,共列了坐、立、行、寝、揖、拜、食、饮、言、动、笑、喜、怒、忧、好、恶、取、与、诵、书二十项,前边有序。在《幼仪杂箴》二十首中则把理学关于修养心性的内容和具体方法归纳于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而把此杂箴放在全集第一卷,可见作者对日常修养的重视。
    方孝孺一生以儒家圣贤自视,所著《逊志斋集》目的就在于讲述如何通过修养心性成为“明王道”的道德君子。
    在序中,作者阐述了写作意图和重要性。他说:“道之于事,无乎不在乎古人。自少至长于其所在,皆致谨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饮食言动有其则,喜怒好恶忧乐取予有其度。或铭于盘盂或书于绅笏,所以养其心志,约其形体者,至详密矣。其进于道也,岂不易哉。”认为通过对日常行为的约束和修养可以“养其心志”、“约其形体”,有此基础后,在道的修炼上,就更容易了。但是他又有感于“后世教无其法,学失其本。学者汩于名势之慕,利禄之诱,内无所养,外无所约而人之成法者难矣。”于是他“病乎此也。盖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为学而未能,因此列所当勉之目为箴,揭于左右,以改己之厥繇乎,近而至乎远。”
    方孝孺认为修养心性是从日常的坐、立、行、寝开始的。坐有坐容“背欲直,貌端庄,手拱臆,仰为矣,俯为戚,毋箕以距,欹以侧”的目的是培养“坚静若山”的心态;主要如同树木一样挺直,“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为物迁,进退可式”则可以培养屹然不动的精神;行要步履稳重,容貌恭敬,则可以与仁义俱行,如履坦途;寝是因为“形倦于昼,夜以息之”,必须“宁心定气,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勿如尸”,以便“安养厥德”,并称之为“万化之基”。
    方孝孺推崇古礼,礼仪周全与否也体现一个人的修养。故以揖、拜为例说,揖时应“张拱而前,肃以纾敬,上手宜徐视,瞻必定,勿游以傲,勿眺以轻。”那么就可以使人远离耻辱“动必以正”。而拜也不可轻视,“数之多寡,尊卑以秩”,如果应该多拜却少了的话,则会招来祸端,而如果应该少拜却多礼的话,则是陷媚阿谀之态,所以礼制的事情不能随便。对礼仪的看重实际上反映了方孝孺尊卑有序的思想,他曾概叹当时的人尊卑无节,上下失度,把礼说成虚伪,对敬不足以道,而且行悖理,越伦卒,这些都是会招来大祸的,劝戒时人要“敬兹天秩以保室家”(《家人十五箴·谨礼》)
    方孝孺以儒贤自任,故也时时注意提醒人要“存天理,去人欲”,他在论“动”时说,“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抵而人之随,徇人而忘反不弃其天而论于禽兽也几希!”认为人性在天理,故必须追从天理,而从人出发只是追求形体,弃天理则会与禽兽差不多了。论喜时,说“惟道之务,惟欲之去,颜孟之乐,反身则至。”说的是修道的要务当惟灭人欲,如果去人欲了,颜孟之乐很容易就获得了。在说“好”时,他劝人“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则效之”,只要“贱物而贵德”那么离道成之日就不远了。但人有喜、有好则必有怒、有恶。方孝孺劝人发怒时不要暴跳如雷,咬牙切齿,“不审厥虑,圣贤不然”因此要培养揆道、审虑之心。说到恶时,指出人常见别人不善时知道是恶,但自己不善时怎么能不当作是恶呢?人对恶的厌恶是相同的,所以一个人只有改掉自己的恶,别人才能容你,当一个人以自己认为可恶的事为恶(而不做时),那么他的德行每天都在更新。劝诫人们只有自己不为恶时,才有资格去恶人。方孝孺把他的道德一正一反对比列出,其主旨鲜明可见。
    《幼仪杂箴》还论仁义之道,说“非吾义锱铢勿视,义之得千驷无愧。物有多寡,义无不存,畏非义如毒螫,养气之门。”劝人莫贪,不可取不义之财,只可安享应该得到的东西,因此对不义的东西要畏之如毒螫,这是养气的关键。养气必须修仁义,认为仁义是“彼受为义,吾施为仁”,故“义之不图,陷人为利。私惠虽劳,非仁者事。”认为不可随便与人东西,如私惠虽劳,却是陷人于不利,也不是仁者当做的事,只有“当其可与,万金与之,义所不宜,毫发拒之。”从取和与的角度论仁和义的关系。既然善与不善,仁义和不仁义都在人的举动之中,方孝孺就在“诵”当中指出修道明心之法“诵其言,思其义,存诸心,见乎事。以静畜德,以静养志。”
    方孝孺在《幼仪杂箴》中所提供的修养之道,细微入厘,照他的方法,人们必须在日常坐卧,人之常情中左揣摩右揣测,稍有不当便会成为不仁不义之人。今天看来甚为迂腐的观点,但在方孝孺却是极重要的事,他认为遵从他的方法可以令人“克己”,那么有了“克己”的基础其后的“忘己”,直觉天道,成为道德君子也就指日可待了。
    在《幼仪杂箴》中还体现了方孝孺对文艺的观点,在“书”一则中,他说:“德有余者,其艺必精,敢本于德,无为而名”,认为艺是德的副产品,有德则艺必精,而无艺有德人也有名。“惟艺之务,德则不至。苟极其精,世不之贵。汝书不美,自视不善,德不若人,乃不知忧。”认为专心于艺,则会忽略德的修养,是本末倒置,即使艺到达精的程度,世人也不会以之为贵,所以“汝书不美”只不过是自己看到不好,而因为专于艺使德不若人却不担心,就是不知忧患了。方孝孺指出“先乎其大,后乎其细,大或可传,人不汝弃。”他以德为大,艺为细,实际是提倡文艺只是道德的工具,是和“文以载道”的观点对立的。从《幼仪杂箴》内容看,体现了方孝孺不折不扣的道学思想,对封建统治是有利的,故而此篇虽于靖难后被禁,但明、清之际仍多次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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