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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工部集》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一号杜陵野老、杜陵布衣,祖籍湖北襄阳(今湖北襄阳),生于中国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唐朝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自幼好学,二十岁起漫游于江南一带。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他进士未中,继续在齐赵一带漫游。天宝五载(746年)起,他在长安居住十年,后得到右卫率府冑曹参军一职。安史之乱,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离长安,赴凤翔投奔唐肃宗,任左拾遗,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他辞官入蜀,定居成都草堂。此后,除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任过几个月的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基本漂泊在西南一带,最后去世于湘江上的小舟中。
    《杜工部集》共二十卷,存诗一千四百余首。杜诗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大部分直接涉及时事政治,记录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重大历史事件,反映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全貌,并传达诗人热烈深沉的感情。清代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因而,杜诗有“诗史”之称。
    在大量涉及时局和社会生活的作品中,杜甫广泛反映民生疾苦,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兵车行》控诉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三吏”、“三别”,反映出广大人民在战乱中遭受的痛楚,也表现出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杜诗还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封建社会根本的阶级对立。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等诗中,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的体贴和关怀。杜诗还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表达自己的憎恨和愤怒。《丽人行》是对杨国忠兄妹奢侈荒淫面目的讽刺;《洗兵马》指责李辅国等一群官僚的嚣张;《冬狩行》讽刺地方官只知打猎取乐;《遭遇》、《甘林》等,则写官吏对人民的盘剥搜刮。杜甫的时政诗,还显露出对历史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爱国情怀。写于安史之乱前夕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描绘了当时异常尖锐的阶级对立,暗示世变即将来临,具有很强的政治预见性。长篇《北征》,在对战乱年间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描述中,倾注诗人对国事的深切担忧,表现出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杜甫的喜怒哀乐,始终与国家的盛衰相呼应。《春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所流露的极痛极喜,都与国事变幻相关。他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各个方面,如“三吏”、“三别”除了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的意义以外,也歌颂了人民为平息叛乱,而忍受一切痛苦的精神。
    杜甫还有许多吟咏自然的写景诗,不仅情景交融,而且关系时事。《剑门》、《登楼》、《秋兴八首》等,都在写景抒情中,显现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特征。其他如《望岳》、《水槛遣心》等,也都是写景佳作。杜甫另有一些诗,表现感怀、赠别、咏物、题画等,也都深挚沉厚。
    杜诗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在此之前,很少有人能像杜甫那样,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广泛深入地纳入诗中。在艺术上,杜甫撷取古典诗歌的成果,把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典型概括、语言艺术方面,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表现风格;在诗歌形式,尤其是五七言律诗方面,造诣极深。杜诗给后世带来了巨大影响,自居易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就是在杜诗启发下形成的;韩愈、李商隐等,也分别受到杜甫创作艺术的影响;宋代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文天祥,及以后各代的一些著名诗人,无不对杜甫推崇备至,并在不同方面继承其创作传统。
    《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载杜甫诗集六十卷,已散佚。北宋王洙在宝元二年(1039年),取秘府旧藏及各种不完整的杜集,编为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编为二卷,共二十卷。嘉椿四年(1059年),王琪又重新编定,后世杜集都以此为基础,今有影印本。
    历代杜诗注本,约在百种以上。现存宋代主要注本,有徐居仁《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部丛刊》据以影印;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黄希注、黄鹤补注的《黄氏补注杜诗》;鲁訔编、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清代注本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及浦起龙《读杜心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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