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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川文集》


    
    杜牧(803-852年),字牧之,号樊川,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晚唐诗人、古文家,祖父杜佑是中唐名相、史学家。杜牧为文宗大和二年(828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先后任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刺史,后擢考功郎中、知制诰,官至中书舍人。晚年的杜牧,闲居于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此称他为“杜紫微”、“杜樊川”。大中六年(852年)冬,杜牧病重逝世,留有《樊川文集》。
    《樊川文集》共二十卷,含作品四百五十多篇,诗歌一百七十八首。杜牧在文学上的才华是多方面的,诗歌、散文、辞赋、政论都有造诣。他有比较进步的文学见解,认为文章应“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强调文以致用,语言形式只为内容服务。他还说:“某苦心为诗,未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
    杜牧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晚唐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其古诗受杜甫影响,多为社会政治题材,格调豪健跌宕,寓风骨于流利之中。《感怀诗》、《郡斋独酌》等,叙述了唐代自安史乱后,藩镇割据、战祸连年、民穷国困的情况,抒发了安邦建国、造福人民的政治抱负,也包含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此外,《杜秋娘诗》、《张好好诗》,同情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遭遇;《李甘诗》赞扬朋友的刚直气节,也是名篇。杜牧的今体诗,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运用比兴手法,把北方边地人民比作惊弓的哀鸿,并对他们在异族侵略下颠沛流离的生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哀婉而有余味。《洛阳长句》以豪放的气调,抒发自己旷达的胸怀,同时也流露出怀才不遇的忧伤心态。杜牧的一些写景 小诗,如《泊秦淮》、《山行》、《江南春》绝句,大多托景见情,以质朴的语言、简洁的白描,传达出悠远不尽的诗情画意。而像《赤壁》、《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过华清官绝句》之类的咏史绝句,则笔法含蓄,讽刺深刻。“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来可知”,都是对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关键问题,发表独创的议论,叙议结合,警拔精悍。
    杜牧的文章,以政论著称,“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在晚唐也自成一家。他的《燕将录》、《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送薛处士序》、《阿房宫赋》等,都有感于时政而发,表达了他论政、用兵、固边、削藩各方面的政治主张,是散文中的重要作品。尤其是《罪言》,纵论天下大势,主张削平藩镇,加强统一。文章议论犀利,见解深刻,在当时很有影响,被宋祁的《新唐书·杜牧传》全盘收录,欧阳修自认为笔力不可及(费衮《梁溪漫志》)。在晚唐四六骈文通行的情况下,杜牧写文章坚持使用散体,笔锋犀利,精炼晓畅,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著名的《阿房宫赋》则骈散兼用,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创“散赋”新体,突破了唐初以来,赋体日益骈偶化、声律化的趋势,对后来的赋体发展有重要影响。
    杜牧的创作,以俊爽豪健、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受到后世的好评,在唐代独树一帜。清代洪亮吉说他“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北江诗话》);全祖望甚至称誉他为“唐长庆以后第一人”(《杜牧之论》)。
    《樊川文集》有明刊仿宋本,明吴峙刊本(有文无诗),今有影印明翻宋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为底本,参校各本,校点出版,并附校刊记,未加注释。清代冯集梧有《樊川诗集注》四卷,附《外集》、《别集》、《补遗》各一卷,注释较详,有《四部备要》本、乾隆四十五年刻本,1962年中华书局据此重印,增附录、评述汇编等。今人镠銊选注的《杜牧诗选》,择取精当、注释详备,是较好的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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