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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河东先生集》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郡(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贞元九年(793年),柳宗元中进土,任蓝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顺宗即位后,他参与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官至礼部员外郎。永贞革新失败后,他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改任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却因病在柳州去世。
    《河东先生集》,存作品六百多篇,包括诗文两部分。其中,有近百篇是骈体文,其他均为古文。论说文属散文的重要部分,一部分反映柳宗元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天说》、《天对》、《非国语》等,对宇宙本源、自然界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等问题,都作出了唯物主义回答,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柳宗元以这种无神论历史观,来考察一切礼乐刑政,在《时令论上》、《断刑论下》等文中,猛烈抨击那些以神学迷信作掩饰的观点和做法。然而,其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对某些问题的解答,尚存有不可知论和偶然论。著名的《封建论》中,柳宗元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作了细致分析,提出统治者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重要见解,批判了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谬论,以及企图恢复分封制的倒退思想。
    
    柳宗元的论说文,还反映出他的文学主张。他主张文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崔黯秀才书》等文中,反复申明了这一观点,突出“道”在文章中的主导地位。柳宗元的“道”,与韩愈的封建道统不尽相同。《答吴武陵论非国语》指出:“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说明“道”要切合实际事物的客观存在,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寄杨京兆凭书》等文,进一步指出“道”应有益于生民。因此,他主张文须“有益于世”(《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强调文章的社会功用。在艺术形式方面,柳宗元反对片面追求辞采、声律的倾向,说:“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同时,他也反对忽视艺术,不重文采的倾向,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指出:“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柳宗元还注重向前人学习,尤其推崇先秦两汉文章,主张广泛继承,博取广纳。对于初唐时反对齐、梁遗风的陈子昂,他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柳宗元的诗歌理论较少,但与散文理论完全一致,强调“兴寄”,强调“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的创作动力。柳宗元的诗文理论,体现出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除论说文外,寓言和山水游记,也是柳宗元最富创造性的两类文章。柳宗元继承先秦诸子散文以寓言设譬的传统,进一步把寓言发展成完整独立的短篇文学,形象生动、短小警策、寓意深远,对现实社会的丑恶现象多有讽刺抨击,《三戒》、《蝜蝂传》等为代表作。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对郦道元《水经注》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其中以“永州八记”最著名。这些游记,均写于作者被贬谪永州以后,不仅再现了山水美景,而且联系个人遭遇,将怨愤抑郁倾注于观赏对象之中,形成了独特风格。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标志着我国游记文学的成熟,被后世奉为楷模。柳宗元的传记文、骚赋等,也有许多优秀作品,如《段太尉逸事状》、《捕蛇者说》、《囚山赋》、《吊屈原文》等。
    柳宗元的诗,一百四十余首,大部分为贬谪后作。诗中抒发作者悲凉抑郁的情怀,和不少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著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表现了离乡别友的悲苦,和对恶劣处境的忧伤心情。《哭吕衡州》、《哭凌员外》等,在对朋友的伤悼中,流露出理想不得实现的伤感。其他如《跤乌词》、《笼鹰词》、《古东门行》等,都是对现实政治进行讽刺、抨击的作品。柳宗元的诗,对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等多有继承,但又丰富多彩,自成一家。
    柳宗元的作品,在当时很受世人重视。韩愈赞:“玉佩琼琚,大放厥词”(《祭柳子厚文》)。后来的评论家,也给予充分肯定,但在评论时,多以韩、柳对比,或扬柳抑韩,或扬韩抑柳,颇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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