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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观(术)对中国传统丧葬文化有哪些影响


    
    风水观(术)理论形成于中国古代社会,在当今工业文明社会,因其不符合机械因果论曾被斥为迷信,为众多学者所不能接受。作为关于"环境选择"的风水理论,实质是关于阳宅住居和阴宅卜葬的环境生态学,因其植根于中国传统风俗文化之中,在阴阳宅环境选择上历来受到高度重视。东南亚、日本以及海外华人社会也因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风水观(术)在这些社区也一直非常流行,经商、置产、卜葬等几乎都离不开风水术。
    由于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人口剧增并呈老龄化趋势发展,加上中国“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使得一些地区殡葬中出现死人与活人争“生存环境”的尴尬局面。对于近13亿人口的中国,以及注重生也注重死、注重阴阳宅风水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近2000年的风水文化对殡葬的影响不可低估。因此,如何剔除中国风水文化糟粕并发扬其精华,顺利推进我国现代殡葬改革,使我国殡葬完全推行火葬,对骨灰盒的处置做到既不占用土地面积,同时又能开辟新的风景区及旅游景点,重塑城市的绿色氛围,又使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风水观(术)概念及其思想起源
    风水观(术),又称“堪舆术”,是中国先民对生存及死后“栖息”环境条件的选择。中国古代的“风水”思想是在选择生活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景观评价系统。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风”和“水”的结合,就形成万象滋生、生物繁衍的环境。从古到今,人们把兴旺发财、多子多孙的吉凶与风水好坏联系起来。风水思想不是古人凭空所造,风水术的产生受到中国原始文化和先秦诸子百家及其后学者们自然哲学思想的综合影响,其中下面两种观念影响最深:
    1“灵魂不死、天人合一”观
    “灵魂不死、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儒道两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回答。它虽由汉代董仲舒完整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但它最初孕育于《周易》及儒家的生态思想并在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中得到发展完善。“天人合一”在《周易》中是以“与天地合其德”的理想来表达的。《周易》的六十四卦象整体循环象征了宇宙一切自然现象、生物和人事的变化过程。道家老子认为天、地、人、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夫物芸芸,各复其根,归根回静……”(《老子》第五十一章等)。他认为人和自然都遵循着道所固有的运动规律,而道本身的运动规律“周行”、“复命”,即循环演化。庄子认为“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于!”(《庄子·秋水》)意思是“自然是内在的本质,人为是显露于外的东西,高尚的道德就在于顺应自然”,因而人们不应为了追逐虚名而毁灭自然的事物,而应遵循自然规律,懂得人的行为所止的界限,格守自然之本性而不迷失,以求“返朴归真”。老子与庄子都非常强调作为自我循环的自然系统在动态过程中的协调、稳定与和谐,主张把自然界的这种天然状况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理想模式。他们反复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应遵从天道,顺应自然。因此风水观(术)继承了上述“天、地、人、生各大系统自我循环、协调稳定”的自然哲学思想。在人地关系上,风水思想又不同于“人定胜天、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及“地理环境决定论”等观点,风水思想追求人、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并认为和谐是达到幸运和富裕的康庄之路。
    2“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互补”观
    风水术思想另一重要思想根源在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互补”观。原始风水思想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由“阴”“阳”结合而成。阴和阳是宇宙间最基本的两种力量,生物生长、人类自我繁衍、森林的生长、风、雨、雷、电自然现象等这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现象都是阴阳结合的结果。阴阳结合的场所是生气聚集之处,也就是“风水宝地”,有了阴阳也就有了生命,它是世界开始的本源,阴和阳的关系并非“矛”与“盾”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互补、互助,相依为命的共存的关系,是世间的根本关系。
    《周易》的卦术中认为阴阳两极的流动形成自然循环流转,这一思想具有一定生态学合理内核,它最早阐述了日月运行、季节更替、生命机体的生长、成熟、衰老、死亡等一切对立事物的循环转化。老子则认为天人是相通的,不仅生物界有循环、新陈代谢,而且大自然、地表层也有循环和新陈代谢,大自然;若阴、阳之气,则循环无方,聚散相求,细蕴相揉,盖相兼相制……屈伸无方,则运行不息(宋·张载《正业·参两》),这也许是世界最早的生态系统循环论。老子认为阴阳是宇宙演化过程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由于二者的作用而推动自然循环往复、不可穷尽的永恒运动(“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老子》第25章)“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正是这些阴阳循环流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为古代风水观奠定了“天人感应、世代轮回”坚实理论基础。老子也特别强调尊重自己、尊重生命,把生命存在的价值提到远远高于“名”与“货”地位之上(“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44章)。庄子继承了老子尊重生命的原则,认为生命重于一切名声、利禄、珠宝乃至天下(“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庄子·让王》)。老、庄的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最初风水观中的“厚养薄葬”思想,以至在西汉一段时期“厚养薄葬”之风盛行。
    另外,“儒、道”生死观对风水思想的产生发展也有深刻影响。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道家把死看成是一种休息,即“息我以死”,从而取消了生与死的对立,既然死是一种休息,因此风水观尤其看重死后长眠的场所,它要求这些场所“依山靠水、阴阳协调、静谧祥和”。道、佛俩家主张“超生死、得解脱”,这一主张也对风水观中“灵魂不死、祖先有灵”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灵魂不死、肉体不灭”认为灵魂必常住肉体而超生,人们超生死得解脱的道路不是圆应寂灭,而是肉体成仙,此种观点自先秦以来就已存在并一直影响着风水观的发展,因此后来的风水思想尤其重视死后肉体“入土为安”并能得到一块“葬身之地”,希冀通过阴阳轮回早日转世回到人间。
    风水观(术)对中国传统丧葬文化的影响
    风水术对阴宅环境选择的重视程度,自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未被轻视过。相反,随着历史的推进它被愈演愈烈。风水术在汉代已相当流行,东汉以后已将墓地的好坏与生者的贫富贵贱联系起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地风水术已形成系统的理论,出现了大量风水术方面的著述,著名的如郭璞的《葬书》。晋代郭璞在《葬书》中对风水作了如下解释: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造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谓之风水”。上述“乘生气”“藏风聚气”其实就是中国风水文化中对阴宅自然环境选择的要求。乘大自然之生气,并以良好的自然环境寄托了逝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追求和生者对逝者的哀悼。风水观(术)作为对“环境选择”的一门方术虽然流传数千年,但由于历史原因,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持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
    1风水观(术)在理论界的评价
    风水观(术)是迷信还是科学的争论自“五四”运动以来,尤其是“文革”期间,风水观(术)连同诸子百家学说一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梁启超断言“阴阳五行”是中国封建迷信的大本营(梁启超《阴阳五行论》,见《古史辩》论文集),把中医、风水、针灸都打入“封建迷信”。此后风水地理仅活跃于乡间民俗之中。
    盖凡存在的事物,均有其存在合理性。风水观(术)亦如此。国内外再次兴起了风水热正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应辨证地对待风水观(术)。笔者认为,“风水”既是科学,又具有迷信的成分,是科学与迷信、艺术的杂合体。风水产生于远古时代并发展至今不但未消亡,反而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是风水观(术)有合理的科学成分。风水研究证明,它从避凶趋吉的需要出发发展起来的景观经济文化系统,风水术与生态学、经济学、土壤地理学等科学密切相关,同时,风水术(观)还具有艺术性和美学方面的合理成分(如秦始皇兵马俑坑的艺术性设计)。中国历代的城市选址,规划布局,园林的建筑艺术,许多著名陵寝建设,都包含了科学性和精妙绝伦的合理性,这些高超技艺和思想使西方生态环境专家、城市地理学家都叹为观止,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将中国的风水术誉为“东方文化生态”、“环境景观学”、“东方文化景观学”等。
    因此,我们对几千年的风水观(术)不应一棒子打死,应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最终去伪存真,不能让中国这一传统瑰宝断送在我们手中。
    2风水观(术)对我国传统丧葬文化的影响
    古人具有“灵魂不死、祖宗崇拜”等信仰观念,因此对“阴宅”的陵墓选址一直是古代风水理论中的重头。风水文化的数千年沉淀对当代中国甚至东南亚及海外华人社区的殡葬观念有着根深的影响。风水术对理想墓地一般要求具有以下两个特征:即(1)统一和谐:风水思想认为天、地、人、生四大系统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要求有一个山清水秀、排水良好的环境;风水观还认为和谐才能逢凶化吉、趋利避害。(2)对称均衡:一般好的风水地要求具有不发生剥蚀或堆积或四神砂结构(或称四象,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且具有对称性。这种对称均衡具体体现为有山有水、有高有低,中轴线平面布局要对称和谐。上述二个要求实际上包含了现代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许多科学原理:对风水地要求环境中多项自然地理因素的有机协调,即有良好的地质、地貌状况、良好的水文气候因子、适中的土壤和生物物种;各项因子必须统一协调,构成一个有机和谐的生态环境,这样的环境才具有更大的稳定性。阴宅卜葬地若还有四神砂结构的开口小盆地相配则更能提高墓地对扫墓者的崇敬感,因而也是一种景观生态和景观心理结合的空间组织。
    风水术兴起后,历代王朝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在其卜葬习俗中无不烙上风水术的烙印。历史上帝王将相的陵墓环境选择,风水术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北京明十三陵便是遵从风水术的最典型结构。以长陵为例,其背后的天寿山为玄武,十三陵盆地出口大红门东侧的左青龙为龙山,是一个基本作南北延伸的单斜山,其上出露坚硬的石英砂岩,酷象蜿蜒的青龙,右白虎称为卧虎山,则是由假背斜构成的几个单斜孤丘,很像蹲坐的老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墓──孝陵的选址亦是在风水理论指导下,对陵区的景观和生态小气候进行了严格选择。它具有卧龙状的独龙阜为底景,能挡淮北吹来的冬日寒风,左右还有称青龙白虎的两座丘阜砂山,这样三面环山,一溪中流,前有底景的盆地,环境绝佳,林木苍郁,冬暖夏凉,自古圣人便在此结庐建寺。再如唐朝著名高僧玄奘的衣冠墓西安著名的大雁塔,它座落于古长安的东南方,南面是雄伟的终南山峰,古城之北是泾渭二水,东临曲江,古时清澈的曲江碧水于塔前蜿蜒而过,组成一幅烟水明媚的动人景观。陕北黄陵县黄帝陵的风水轴线最近重新被人发现,这些都说明了风水术对丧葬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
    潮汕地区古墓建筑规模最大的地都镇御葬翁梅斋墓也受风水观(术)较大影响,它被认为是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中最为重要的风水宝地。另外汕头大学后侧的锦绣庄氏潮汕始祖妈——庄翁氏墓,呈“狗眼形”四神砂结构,该墓被认为是桑山众多著名墓穴中的佼佼者。著名地理旅游学家陈传康先生分析认为该墓分金线不正对朱雀,而是整个四神砂结构正对朝山。这种风水结构与帝王穴位分金线正对朱雀不同,不是福荫承嗣一脉,而是福荫整个宗族,甚至外亲。民间认为锦绣庄氏,包括其外系的兴旺传说便与桑埔山这个神奇的最佳穴位有关。目前,清明与冬至来这里扫墓的海内外庄氏后裔成千上万络绎不绝。诸如此类绝佳的风水墓地的例子举不胜举。
    另外,风水观(术)对阴、阳宅的环境选择上讲求“拆成”,即根据环境条件更好地组织空间,并有所布置。在墓地选择时如果不具备前述两个条件,后代可人为将原有环境改造成有山有水、静谧和谐、对称以及“四神砂”结构的“风水宝地”。历史上有些都城的迁移都基本遵循“拆成”的风水原理,如曾发生隋唐长安离开汉朝的长安城向东南迁建于稍高处,是为了求得更好的生态环境(由于旧城战争破坏严重,水源供应不足,水皆咸卤,不甚宜人,太接近向南摆动的渭河,城内潮湿,有被水淹的危险)。
    当然,风水观念亦有许多陈旧甚至迷信的观念。例如,在民间,人死后丧家请风水先生根据死者年龄、性别、生死时刻等推算避忌生肖、出殡时间,写出安宅、定灵、灵门等一系列符咒,并用朱笔点过引魂幡、避忌牌,然后又依照风水术中的寻龙、点穴、观砂、察水等过程,选定一个“藏风聚气”结穴之处,将穴点定,然后请人按阴阳先生所定穴位挖墓。另外风水观念反映社会的身份等级,佳穴需有福命才能起到福荫作用,贵宅需与福人才能相应,不同等级的人应用不同阴阳宅风水结构,否则必须作相应的拆成处理。因此风水术中这些迷信思想不利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加以批判。
    风水观(术)在当前殡葬改革中的影响和作用
    如今,风水术重新流行于海内外,并成为海内外华人经商卜葬活动中不成文的指导思想,陈传康先生甚至还提出“风水现代化”观念。但是,在风水长期发展过程中,陵墓风水的一些合理内核被部分风水师故弄玄虚,从而使一些风水术变得光怪陆离、荒诞不稽。因此发扬风水观(术)思想之精华,去其陈腐,并用于正确引导当代殡葬观念的改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当前中国殡葬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土地浪费严重
    目前中国殡葬带来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死人与活人争土地、争风景区及殡葬引起的环境后患问题已十分突出。截止1995年底,我国总人口达到121121万人,1995年底全国死亡率为6.57‰,因此我国目前每年死亡人数不少于900万人,其中5/8为土葬,3/8为火葬,每年耗资100多亿元,木材100万m3。按土葬平均占地5m2/人,火葬2m2/人计算,每年用于殡葬占去的土地为31Km2,新加坡国土面积仅为610Km2,也就是说20年内中国殡葬所占土地相当于一个新加坡国家的国土面积,这还没算由于人口基数的增大而使死亡人数相应增加的那部分。长此以往,几十数百年后,山清水秀的广大农村和城市中处处出现坟墓云集、碑冢错落时,我们的子孙将发现他们行将“死无葬身之地”或将与我们即他们的祖先争抢“安息之所”,若此我们又怎能在地下“安息长眠”?因此我们现在应对殡葬占地问题引以足够的重视。“入土为安”的风水观(术)念、重“阴宅”和土葬习俗、经济的相对富裕而教育又相对落后等因素使得一些地区将大把的钞票都投向阴宅风水地修筑上。1987年底仅温州市滥造坟墓就达11872座,其中一些椅子坟每墓占地10-50平米,每坟花费几万到几十万,形成青山坟墓成群、石灰水泥的白化污染的破碎景观,既浪费钱财又浪费大量土地;1992年温州地区一年就修坟墓3万多个,耗资2亿多元,占地80公顷,有的坟墓修得如宫殿一般,富丽堂皇、规模宏大。
    目前我国城市人口过密化已相当严重。按城市内非农业人口和建成面积计算,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已超过11,160人/Km2,其中上海、成都、重庆、武汉等10多个城市都超过了20,000人/Km2;其他主要大中城市人口密度也已超过了世界公认的人口过密城市──日本东京、大阪。人口过密化,意味着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和空间减少。相反,在自然死亡率相对稳定条件下,人口基数的增大必然引起城市人口自然死亡数增加,因此解决我国城市中殡葬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矛盾已迫在眉睫。
    (2)公墓区布局不合理,景观破碎严重
    目前我国公墓区大多利用历史沿袭下来的墓区,而在落后农村和山区殡葬建设中几乎没有进行统一规划。一些落后的风水观使得一些地区殡葬中各占山头及良田沃地,并人为地使其周围土地大片荒芜,导致墓区土地浪费严重。少数死者亲属受"攀比"陋俗的影响不惜重金为死者购买“风水宝地”,随意选择墓穴位置,使得这些区域风景大煞,形成无人过问的死角或视觉污染,更重要的是有损景观的完整性。苏州作为上海亡人的天国,如今已有70多万墓穴占领了数十个山头。
    由此可见,我国当前殡葬问题集中体现在滥用土地、浪费林木、挥霍钱财、损坏景观等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因此,实施殡葬及殡葬观念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2风水观(术)在殡葬改革中的作用及我国殡葬改革趋势
    目前我国殡葬问题已较为突出,尤其是在人口多、土地面积锐减的人口过密化城市中已显得非常尖锐。对于注重阴宅风水传统文化的中国民众来说发扬中国风水文化的精华,使风水观(术)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而转变为现代风水观(术)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而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进一步推行火葬,文化素质较高的城市区域提倡树葬
    当前,在全国普遍推行火葬是殡葬改革中最迫切的问题,也是当前殡葬改革的一大壮举。火葬由于干净、卫生、占地面积小、费用低、环境后患小等诸多优点已基本被大多数人在心理和行动上所接受,因此火葬在全国推行已具有较为坚实的思想文化、心理和物质基础。风水观(术)的核心观点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种观念几千年来深刻地反映在“入土为安”以及老子的“返朴归真”的伦理观中。生与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尤其是受风水思想影响极深的中国民众,他们强调老有所养,死有所安,对死者的纪念缅怀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文化传统的生者们能为亲人的遗体及骨灰找一块能够安息的“风水宝地”,希望逝者能在黄泉之下安息;同时也希望这片“风水宝地”能为生者带来福荫。
    在教育程度较高的社区和城市,殡葬改革的另一重要措施是提倡树葬,建立生态园林公墓。“树葬”就是在公墓里,生者为死者植一棵树,在树前挖一深坑,将骨灰直接葬入树下的泥土中。树前留一墓碑或编号,以便纪念。这样骨灰直接入土,不用骨灰盒,既不会造成环境后患又成为树木的营养滋养植物,真真做到“入土为安”。因此树葬与风水思想中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不谋而合,符合广大中国人的习俗和心理,值得倡导宣传。骨灰复归泥土,成为生态系统中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网点之一,它既符合生态循环再生的基本原理,又符合风水观中“若阴、阳之气,则循环无方,聚散相求,细蕴相揉,盖相兼相制……屈伸无方,则运行不息”的阴阳循环论和“世代轮回”观念。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树葬既不占地又绿化荒山,不会造成环境后患,有利于土地的持续和永续利用。因此如果我国全部推行树葬,每年植树将近900万株,加上这些树受到死者亲人和公墓管理人员的精心呵护,成活率很高,这将大大促进我国的森林绿化建设。再者,树葬的推行也有利于破除迷信,提倡勤俭节约、厚养薄葬的新风尚,对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树葬”“厚养薄葬”习俗并非今天才被提出,早期的风水观中就存在“树葬”“厚养薄葬”的思想。孔子生前慕古不修墓,而其弟子在其墓地上广植不同树种以此来缅怀纪念他,以此寄托哀思、感激师恩(“孔子冢在鲁城北便门外,…冢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无能名其树者…”《皇览·冢墓记》)。汉晋时期人死后即植冢树以示纪念之风,已在民间极为盛行。因此在一段时期内风水观主张“厚养薄葬”,以至三国时代曹氏父子都主张“厚养薄葬”(魏文帝曹丕临终嘱曰:“…寿陵因山为体,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由此可见,风水观中含有许多至今还具有非常积极的思想,我们应适时适地地加以宣传和发扬。
    上千年的中国风水观念要求具有“孝道”文化传统的生者们能为亲人的遗体及骨灰找一块能够安息的“风水宝地”,希望逝者能在黄泉之下安息;同时也希望这“风水宝地”能为生者带来福荫。风水观的这一传统思想正好与提倡“树葬”思想相吻合,值得提倡和发扬。随着人们对生死问题的科学理解,在自愿的基础上,提倡从葬骨灰盒到直接埋骨灰入土,这样既不会有环境后患,又达到了真正的“入土为安、返朴归真”。倡导家属在死者骨灰上植树一方面是对死者的凭吊,另一方面又是对生者的安慰。由此可见,这是火葬改革基础上又一重要有效的改革措施。建国后我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有不少伟人为这一举措树立了楷模,如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去世前就嘱托其亲属将骨灰抛向大海及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而有的领导人去世后要求将他们的骨灰撒在松柏等树根下,以“滋养万物、福荫后世”。
    (2)利用风水观“拆成”原理将荒山陡坡化为“风水宝地”
    通过传统风水文化的引导,对荒山荒地进行生态修复和生态建设,使人死后迅速进入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创造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我国殡葬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风水观对墓穴的环境选择通常要求“有山有水”且地形土壤通气排水良好。这样的环境通常被认为“风水宝地”。在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地理环境古人常使用风水术中的“拆成”法。根据地理环境状况更好地组织空间,并进行适当的布置,或者将不利的环境通过适当的时空重新组织和改造,使其人为地转变为新的意义上“风水宝地”。因此,城市中在将难以利用的荒山秃岭规划为新的公墓区时可利用风水术中的“拆成”,原来生态条件恶劣、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的荒山陡坡,通过现代化建筑技术,人工地将其建设成为有山有水、环境宜人、安静祥和的公墓区,甚至可人为地构筑“青龙、卧虎、朱雀、玄武”结构,以便符合死者生前“与天地合二为一、入土为安”及其亲属所信仰的“祖先有灵、灵魂不死”传统心理要求。这样既保护了城市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城市休闲娱乐景点。
    风水观(术)既是一门科学,又掺杂了一些封建迷信思想。但它已渗透并扎根于中国民众心灵深处。正确认识中国古老的风水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精髓,这才是科学而明智之举。这对于缓解当前的环境危机、协调和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正确引导当前我国殡葬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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