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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窑:彰显千年工匠精神——阎崇年研究员在中央电视台的演讲


    
    阎崇年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著名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专著《努尔哈赤传》《清朝开国史》《古都北京》(中、英、法、德文本)《康熙帝大传》等,论文集有《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清史论集》《阎崇年自选集》,今年出版25卷本《阎崇年集》等。
    
    宋代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瓶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大罐
    
    明洪武青花怪石牡丹纹菱花式盘
    
    清康熙五彩十二月花卉纹杯之一
    演讲人:阎崇年  演讲地点:中央电视台  演讲时间:2017年5月
      一个伟大行业,必有伟大英雄,必有惊世精品,必有动人故事。让我们通过重温御窑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从新的角度,以新的诠释,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工匠精神的动人魅力。    
      我讲的不是中国瓷器史,而是以宋元明清为时段、以御窑及其瓷器为主线的中国瓷器文化史。为什么选择御窑千年及其瓷器进行讲述呢?
      瓷器是中国的一项创造,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一个贡献。以一件器物即瓷器(china)和中国(China)在西方为同一单词,这是仅有的、唯一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知道瓷器,也都应当有一点瓷器文化与艺术的修养。中国瓷器的出现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有说两汉,有说魏晋,有说唐朝,也有说五代。至晚是在唐朝,瓷器已很发达。这有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发现越窑秘色瓷窑遗址,陕西西安法门寺出土秘色瓷器,海上考古发现大量唐代外销瓷器等,文物多例,均可作证。
      御窑,以国家之财力,尽天下之资源,聚全国之巧匠,集士人之智慧,曾经烧造出不可胜计的精美绝伦的瓷器——在当时供皇帝宫廷专享,体现皇家之天宠尊贵与千载一得;而作为文化礼品和贸易使者,体现中华传统文化之礼仪四邦与艺术魅力。御窑瓷器经皇朝兴替传承,以不同方式流转,如今已经成为全民共有共享的国家财富、文化遗产,并且已经成为人类共有共享的文化财富、艺术珍品。故宫博物院现藏瓷器367000余件,多出自官窑,数量惊人,极其珍贵。由是,我关注御窑与瓷器的历史。
      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赐名景德镇;景德镇开始“奉御董造”官用瓷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在饶州设置瓷窑博易务,就是瓷窑税务所;元朝在浮梁设立国家磁局,明朝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清朝则设立御窑厂——总算起来,御窑历史,约有千年。民窑历史,则更绵长。千年御窑历史,中华文化自信,从中可以吸取多元宝贵借鉴。
    壹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大国工匠
    在帝制时代,建筑、舟车、武备、器物等主要制造者是工匠。“工匠”,《说文解字》:“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匠,木工也。从匚、斤、斤,所以作器也。”工匠是既重规矩、又巧成器物的人。良工巧匠,尤为难得。但遗憾的是,中国旧文化史对工匠尊重不够,“士农工商”四民中,“工”居第三位,其社会地位,既不如士农,也不如商贾。重道轻器、厚士薄工——重道厚士可嘉许,轻器薄工应反思。在“二十四史”中,以纪传来说,帝王和将相是人物传记的核心,官员和士人是人物传记的主体,除《元史·工艺列传》外,工匠入传,其他诸史,一概鲜有。如明朝杰出的木工蒯祥、石工陆祥,为人宽厚,技艺卓绝,虽官至工部侍郎,《明史》却未入传。
    清代景德镇工匠多时达10余万人,制瓷工艺多至72道,每一道都离不开工匠。千年御窑历史,涌现杰出工匠。讲一个故事:明朝万历年间,皇帝谕旨:景德镇御窑烧造大龙缸,并派太监潘相督陶。这尊大龙缸,体量大,技艺精,难度高,时限紧。太监潘相传旨:克期完工,完美无疵,奉送北京,否则斩首!御窑工匠,全心全力,夜以继日,烧成一炉,微有瑕疵,再烧一炉,或有璺,或变形,反复烧造,全都失败。太监潘相,督责更甚。御窑的工匠,或受呵斥,或遭鞭笞,惶惶不安,人人自危。万般无奈之时,万计无施之刻,窑工把桩(领班)师傅童宾,为烧成大龙缸,为工友的安全,面对熊熊窑火,纵身一跃,投入烈焰,以身殉职。当日熄火,翌日开窑。巨丽龙缸,豁然出窑。而童宾,身躯化作青烟,灵魂升上天空。童妻痛哭收尸,奠酒三祭,葬凤凰山。乡人感泣,尊为窑神,立祠祭祀。在今景德镇市古窑民俗博览区广场上,矗立窑神童宾铜像,高9.9米,重8.8吨,通高15.9米,庄严肃穆,气势雄伟。这个故事,感动天地,哀泣鬼神。正如清朝督陶官唐英所说:“一旦身投烈焰,岂无妻子割舍之痛与骨肉锻炼之苦?而皆不在顾,卒能上济国事,而下贷百工之命也,何其壮乎!”(唐英《火神童公传》)
    工匠,为御窑烧造瓷器,献出了汗水、劳力、智慧和生命。其实,皇家御窑,窑火千年,动人故事,何只童宾!另如工匠陈国治,祁门人,爱心敬业,技艺超群。他获赠一副对联:“瓦缶胜金玉,布衣傲王侯。”(金武祥《栗香随笔》)再如工匠汪绂,婺源人,幼年丧父,家徒四壁,生活贫苦,“十日未尝一饱”。后到“景德镇,画碗,佣其间”。他劳作之余,刻苦研读,常年坚持,成绩超凡,著述26种182卷,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一起被写入《清史稿·儒林传》。
    一个伟大行业,必有伟大英雄,必有惊世精品,必有动人故事。让我们通过重温御窑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从新的角度,以新的诠释,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工匠精神的动人魅力。2015年我应邀参加“童宾铜像揭幕及学术研讨会”,仰望矗立在景德镇古窑博览区广场的“窑神童宾”塑像,心情澎湃,肃然起敬,心底迸发要为伟大工匠精神高声讴歌、撰写实录的愿望。
    重道轻器、厚理薄技,这是中华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一个弊憾。为什么中国近世落后挨打,割地赔款,备受欺凌?原因之一是,重道轻器,厚理薄技。明清以来,片面地将“器”蔑之为“雕虫小技”“奇器淫巧”,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以至科技落后,每受侵略,屡遭挨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需要:既重道、又重术,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我既关心物,更关心人。工匠“窑神”童宾是御窑史上的英烈,督陶“瓷神”唐英则是御窑史上的英杰。
    贰 真做实干,精于管理的督陶官员
    “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这是《诗经·大雅·文王》里的名言。御窑瓷器,首在得人,重在多士。御窑瓷器是凝聚绘画、书法、篆刻、雕塑、釉彩、设计等多种艺术及能工巧匠智慧的结晶。对于御窑的管理,督陶官员,责大任重。督陶官既是个肥缺,用人不当,祸害万千;又是个要缺,用人得体,成就斐然。在千年御窑史的督陶官中,出现过贪腐之徒。明宣德时太监张善到景德镇,侵吞精美瓷器,分送亲朋好友。后被告发,押回北京,斩首示众。太监潘相监陶,横征暴敛,鱼肉工匠,招惹是非,激起民变,影响极坏,后被调回。但更多的是勤能之官,清廉之吏。明成化时的督陶官何瓛(音桓),华亭(今上海)人,体恤百姓,为官清廉,年老退职,庶民相送。在乡安静,读书著述,卒年八十五。是“仁者寿”的一例。又如万历督陶官陈有年,余姚人,政绩显著,调回京师,官至吏部尚书。门无私谒之客,身有相伴之书。致仕回乡,出京那天,全部行囊,一箧旧书,一笥旧衣。同僚送行,见之落泪。到了杭州,家人来接,让买油布,苫盖房子,以遮漏雨。回到家里,不幸着火,房屋被烧,他租一间房子给妻子住,自己则住在庙里。死后,翻检屋中旧箱,只有三两银子。无法入殓,家人借贷,才算办了丧事。《明史》有传。史称陈有年“羔羊之节,骨鲠之风”,勤慎廉能,名闻天下。
    再如清代唐英(1682—1756年),沈阳人。出身内务府正白旗包衣(奴仆)。康熙时在内务府造办处侍役。雍正六年(1728年),唐英受命以“内务府员外郎衔,驻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充驻御窑厂协理官。”这一年,他47岁。唐英初到御窑厂,于瓷器烧造,如自己所说:“茫然不晓,日唯诺于工匠之意,惴惴焉,惟辱命误公之是惧。”唐英面临新的职责、新的挑战,是退缩、应付,还是担当、奋进——放下官员架子,变外行为内行?唐英的回答是:“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唐英《瓷务事宜示谕稿序》)唐英苦学三年,做到“四不、四同、四学、四会”:第一,闭门谢客,“四不”:不应酬,不唱和,不访客,不出游:第二,放下架子,“四同”:同工匠,同吃饭,同劳作,同休息;第三,钻研业务,“四学”:学技术,学瓷艺,学窑务,学管理;第四,成为内行,“四会”:会制胎,会彩画,会釉料,会窑火。三年后,唐英说:“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向之唯诺于工匠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唯诺夫工匠矣。因于泥土、釉料、坯胎、窑火诸务,研究探讨,往往得心应手。”
    唐英贡献,主要有四:一则烧造精美瓷器。他经手瓷器上百万件,其中精品、绝品,既仿古,又采今,被誉称:“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如主持烧造的乾隆多彩釉大瓶“瓷母”,纵16层纹饰、横12面开光、施15种彩釉、集宋元明清各种工艺于一器,奇美精绝,巧夺天工,为世界瓷器史上的一座丰碑。二则瓷艺学术贡献。编写出《陶务述略》《陶冶图说》《瓷务事宜示谕稿序》等著作,填补瓷艺史上的学术空白,成为瓷器史上的经典文献。三则制定管理制度。在人事、财物、统计、核算、工艺等方面,制定制度。《陶成纪事碑记》和《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是其重要著作,前者记述57种瓷器工艺,后者拟定313条规章,细致具体,有章可循。早在二百多年前,御窑生产已经实行成本核算,财物管理,观念超前,可赞可鉴。四则留下大量著作。有诗文集《陶人心语》《陶人心语续选》,戏曲集《灯月闲情》(含17个剧作)。今人整编汇成《唐英全集》和《唐英督陶文档》等。
    唐英一生,酷爱读书。《陶人心语》说:“予性喜读书,每漏下四五,披阅不休。”他业余时间读书,如“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身为陶官,二十八年,如同一日,敬慎不懈。他从粤关调回江西首巡景德镇御窑厂时,民众夹道欢迎:“抵镇日,渡昌江,阖镇士民工贾,群迓于两岸,……且欢腾鼓舞,颇有故旧远归之意。”唐英感泣,赋诗咏怀:“青丝染霜回故地,何劳镇民夹道迎。衰翁有负众家恩,关外孑身吾陶人。”(《陶人心语续选》)
    唐英出身内务府正白旗包衣,虽身份卑贱,却品行高洁。唐英为人——“未能随俗惟求己,除却读书都让人。”这是唐英人生观的写照:既有严以律己的内省,又有宽以待人的胸怀。唐英为官——“真清真白阶前雪,奇富奇贫架上书”。这是真的心扉,善的心灵,美的心境。唐英,不幸也奴仆,有幸也奴仆。他之不幸,出身奴仆,没有享受八旗特权,而任劳、任怨、任贫、任贱,与工匠“同其食息”;他之有幸,出身奴仆,没有成为八旗纨绔,而善书、善画、善艺、善陶,被誉为“陶瓷神人”。而有幸与不幸嫁接结出的一枚硕果——唐英功业,灿烂辉煌。从瓷器历史来看,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在当时的世界,都能站在引领瓷器潮流创新的前沿者,唐英当之无愧。因此,不仅在中国瓷器史上,而且在世界瓷器史上,唐英都应当有着自己的历史地位。唐英既有论著又懂工艺、既长文史又善书画、既敏于学又笃于行、既为官员又做工匠。“浮梁城下水,清照使臣心。”其清廉情操,其敬业精神,其理论著述,其“唐窑”精品——作出历史结论:御窑千年史,唐英第一人。
    叁 贵在求新的创新精神
    千年御窑的历史表明: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就是不断创新。创新,既是御窑之魂,也是瓷器之魂。御窑千年,贵在求新。创新,既是中国瓷器文化发展之原动力,更是中国瓷器文化绵延之生命力。宋的青白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元的青花瓷和釉里红瓷,一变单一颜色瓷器,而开创彩色瓷器的新境界;明代的斗彩、五彩,争奇斗艳,彩色缤纷;清的珐琅彩、粉彩,各种色彩、各种绘画,都可以纵情而灵动地展现在瓷器上。
    为什么景德镇能成为中华瓷器之都、创新基地?为什么这个创新基地窑火千年、长盛不衰?研究这个问题,可以为今人提供历史的经验、智慧的启迪。缘此我列举四点:
    其一,形成一流创新基地。《荀子·劝学》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就是说,积土成山能兴风雨,积水成渊会生蛟龙。清乾隆时的景德镇,督陶官唐英说:“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靡不借瓷资生。”景德镇成为瓷器创新基地。
    其二,汇集一流创新人才。汇集宫廷一流绘画、书法名家,结合民间一流制胎、修模、彩绘、上釉、窑火等能工巧匠,每个元素既要坐实人才优秀,每个优秀元素更要密切配合。如制瓷修模的名匠,“景德一镇,群推名手,不过二三人。”(唐英《陶冶图说》)可见制瓷人才、创新人才之难得、之可贵。当时,瓷器一流技艺人才形成一个产业链,集中在景德镇的御窑中。
    其三,充实一流创新资金。要想成品创新,必须加大投入。每一件创新瓷器,其研发,其烧造,都要有大量金银投入。其时,创新产品的资金,钱从国库、内帑、关榷、盐商、捐纳、罚赔等多渠道筹措,也包括督陶官自掏腰包。这就保证了创新瓷器的投入和运作。国盛瓷则盛,国衰瓷则衰。在皇朝时代,御窑暨瓷器的盛衰,折射着皇朝的兴替。
    其四,构建一流创新体系。皇帝谕旨创新要求,宫廷做出瓷器官样,臣工按旨慎勤落实,工匠巧手慧心制作,每道工艺不能出错,各方各面,互相配合,尽心尽力,厥职完成。想别人所未想,做别人所未做,能别人所未能,成别人所未成。不断出新意,不断在收获,烧造出新奇唯一、空前精美的瓷器。
    千年御窑历史启示,中国发展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复兴离不开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肆 瓷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中国的瓷器连同丝绸和茶叶等,经由陆海两条通路,走向世界,进行国际文化交流。这被称作“丝绸之路”,又被称作“瓷器之路”,和现在的“一带一路”基本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东西之间,已经开通。从宋到清,在一带一路上,瓷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宋代,中国航海技术、海外贸易有了更大发展。当时中国造船与航海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船坚抗风,船大行远。南宋广州商船装载瓷器出口的情状,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从宋开始,“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作“海上瓷器之路”。水下考古,可以作证。
    1987年在广东省阳江市东南约20海里上下川岛海域,发现南宋一艘沉船,后定名为“南海一号”。2007年打捞沉船出水,整体平移到在海陵岛十里银滩上,新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里。内建造两条长60米、宽40米的水下观光走廊。我曾参观过。计有南宋瓷器30余种、6万余件,经800余年风浪泥沙冲刷,大多完好,品相如新。
    在元代,陆路海路,空前大通。中国商船沿阿拉伯海西航,到达波斯湾、亚丁湾、红海、非洲东岸。在埃及库赛尔港口,出土元末明初景德镇青花瓷。在肯尼亚出土不少元代景德镇瓷器。其安哥瓦纳古城遗址,出土元青花瓷。在新疆伊犁河畔霍城(蒙古察合台汗国首府)也出土元青花凤首扁壶。至今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国家博物馆里,还珍藏着大量元青花瓷器。
    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瓷器之路,南北通、东西通。《明史·外国传》记载,明朝同87个国家和地区有外事交往。同期,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东西交流,实属空前。海上以“南澳Ⅰ号”为例。2007年,有渔民在泉州港到南洋航船必经之路的汕头南澳岛海域,发现一艘古沉船,后定名为“南澳Ⅰ号”。船长27米,宽7.8米,共有25个舱位。到2010年共出水瓷器9711件,多产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如景德镇窑万历青花仕女大盘、青花大观、大碗及套装粉盒等。
    陆上对内瓷器传布四方。明代瓷器大量从北京运至少数民族地区。西域、蒙古、女真等贡使,返回时所装瓷器多至数十车,高至三丈余。其包装方法是: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lu qu,坚硬)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在清代,盛清疆域,空前一统。满、蒙、疆、藏、台,都归属清朝。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丝绸之路”的陆路,西域完全打通:自北京经西安,穿过河西走廊,到吐鲁番,分作三路——南路,绕经塔里木盆地南缘,过喀什噶尔(今喀什),到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中路,自吐鲁番,经库尔勒、喀什噶尔(今喀什),到撒马尔罕;北路,自吐鲁番,经天山北麓,过惠远(今霍城),再分作三路——南向,沿伊塞克湖南缘,到撒马尔罕;西向——沿伊犁河谷西行,到巴尔喀什湖,再西往伏尔加河;北向,经塔尔巴哈台(今塔城)、阿勒泰,到俄罗斯、蒙古等。
    海上瓷器之路,在南海地区,我国西沙群岛永乐岛沉船中发现瓷器133件(片);在东南亚地区,冲绳、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爪哇等都有瓷器出土或藏品。以“碗礁1号”为例。沉船位于福建平潭岛海域。2005年,进行发掘,获得成功。这是一艘清康熙时沉船,船上发现完好青花大瓷盘55件等,累计出水瓷器17000余件,色泽艳丽,光洁如新。
    中国瓷器使中国风尚流行世界。在欧洲,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喜爱中国瓷器,在凡尔赛宫建造“瓷宫”,特别收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各国君主,争相效仿。英国女王玛丽二世醉心于华瓷,宫廷陈设华瓷。1730年(雍正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瓷器51.7万件。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英国向清朝定购瓷器达80万件之多。葡萄牙贝纳宫多处厅室墙面贴有青花瓷砖,皇宫外墙也用青花碎片组成图案,充满淡雅的东方情调。瑞典至今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宫,陈列着中国瓷器珍品。东欧菲特烈·奥古斯特(1670—1733年),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当选为波兰国王。据记载,奥古斯特二世以600名萨克森骑兵,换取普鲁士帝国菲特烈·威廉一世127件中国瓷器。他死后留下35798件精美中国瓷器。美国总统华盛顿,也喜欢中国瓷器,有自己专用的华瓷餐具。在欧洲,到乾隆中期,法、德学了中国制瓷经验,才烧造出瓷器。
    瓷器之路,历史表明:中国瓷器成为中华文化的友善代表、国际文化交流的诚信使者。以往瓷器之路辉煌,今后瓷器之路宽广。中国创烧的瓷器,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不仅是一条颜色锦绣斑斓的彩带,而且是一座跨越四洲三洋的津梁。瓷器、china,China、中国——优美动人故事,一代传一代、一地接一地,讲下去,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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