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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学的源流之礼神时代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言必称三代”,意思是说,中国的文化、思想、制度都是从夏、商、周三代发源的,因此,人们每每要到三代去寻找理论依据。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夏、商、周三代都有礼。但是,三代的社会性质迥然有别,无论是夏殷之与周,还是春秋之与战国,社会变革之剧烈,正如《诗·小雅·十月之交》所说,乃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高高的山崖变成了山谷,深深的山谷变成了山陵。在如此动荡的背景之下,“礼”的内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礼神的时代
    夏朝是我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起点,但是史迹邈远,除了《史记·夏本纪》有比较简略的记载之外,缺乏详明的史料,所以,有关夏礼的具体情况,我们目前说不清楚,只好暂时付之阙如。
    商代的情况不同。19世纪末,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以及随后对殷墟的大规模科学发掘,人们对商代的认识大为丰富和深刻,因此,谈论三代之礼,我们可以从殷商王朝开始。
    殷墟甲骨文已经出现了“礼”字,写作“豊”。《说文解字》解释说:“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着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指出,甲骨文“豊”字,象两串玉放在器皿中,用以向鬼神行礼。
    商代贵族非常崇拜鬼神,《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他们祭祀的对象极为广泛,有学者归纳为天神、地示、人鬼三类,每类之下,又有许多具体的神明,例如天神之下有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等;人鬼之下包括先公(殷人取得天下之前的祖先)、先王(从成汤开始的历代商王)、先妣(先公和先王的配偶)、旧臣等。
    为了取悦鬼神,殷人祭祀的供品极其丰盛,其中最主要的是牲和醴酒。牲包括牛羊豕等畜牲,用牲的数量很大,如祭先公上甲用五十头牛,有一次祭祀用牛竟多达五百头之多。祭牲每每有固定的搭配,一牛、一羊、一豕称为“一牢”,或者“太牢”;一羊、一豕称为“少牢”。祭祀用的醴酒有多种,其中用得最多的,是用香草调和的酒,称为鬯,祭祀时盛在一种称为“卣”的青铜器中。通常一次祭祀用三卣、五卣、六卣、十卣。有一次,商王武乙祭其父康丁,居然用了五十鬯。此外,商王武丁的卜辞中有用“百鬯百牛”祭祀的记载。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殷代还每每用活人来做祭牲,学者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人牲”,这是远古时代食人风俗的孓遗。这些被残杀后与牛羊豕一起放在祭坛上的人当中,最多的是“羌”。羌是上古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经常与殷商发生战争,他们的战俘就成了人牲的来源之一。从殷墟侯家庄的墓地可以清楚地看到,埋葬商王或者贵族时,不仅要用大量活人殉葬,而且要用人牲致祭。甲骨文中有一条卜辞记载,有一次合祭成汤、大甲、大丁、祖乙等四位先王,用“百羌百牢”,数量最多的一次祭祀,用牲的数量竟达“千牛千人”。
    殷人祭祀的名目有数十种之多,仪式也相当繁复。商晚期盛行一种对先公先王先妣的“周祭”制度,乃是用肜、羽、祭、祼、劦等五种祭法循环祭祀,一个祀周需要36旬或者37旬之久,平均长度相当于1年,所以殷人将一年称为一祀。周祭之外,还有诸多其它的祭祀,如此,商王与贵族日常事务主要沉溺于祭祀之中。
    礼的要素,包括礼法、礼器、礼义等几项。殷代的礼法已经相当细密,礼器的种类和精美的程度似已无以复加。殷人崇尚鬼神,所谓殷礼,主要是通过礼器与牲酒来表达对鬼神的敬意,而作为中华礼仪核心的人文精神尚未形成。因此,祭祀的名目越是繁多,用牲的数量越是庞大,则表明神明占据的空间越大;而神明占据的空间越大,则人文精神的空间就越小,其原始性越强。因此,殷商正处于礼神的时代,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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