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礼仪制度中的伞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29 中国文物信息网 佚名 参加讨论
 明《出警入跸图》  《光绪帝大婚图》（局部）  明《出警入跸图》（局部）  《大驾卤簿图》（局部）  磁县东槐树村北齐宗室高润墓墓室壁画举哀图  洛神赋  宋《望贤迎驾图轴》  唐阎立本《职供图》 仪仗伞起源于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此后，它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礼制性政治的组成部分。 历代帝王或外出巡游，或大典宴请，不仅用伞遮风避雨、障尘蔽日，而且也具有保证九五之尊的帝王不轻易露其颜面，助壮威仪的作用。随着制度的逐渐完善，仪仗伞在使用数量、使用范围、大小规格以及色彩、质料等方面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和等级区别，使其成为朝廷的卤簿要器，统治者身份地位和权势的象征物，使其具有等级森严的阶级特性。 秦代仪仗伞的使用情况，史载不详。但从安车上的伞来看，当时已经建立起一套制度了。 汉高祖刘邦初立，开始实行朝仪，并形成完整的礼仪制度。蔡邕《独断》：“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这卤簿中当包括仪仗用的伞。《后汉书》卷三九《舆服志》详细记录了汉朝对车辆和伞盖的限制：皇帝、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使用羽盖；皇太子和皇子则使用青盖，称为“王青盖车”；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上官员为皂盖，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诏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一般的庶民百姓并没有用盖的权利，至于商人，在重农思想浓厚的汉朝甚至被禁止乘车。 汉代统治者之所以要制定帝王、后妃、太子、王公、大臣等的卤簿，其意义在于“隆典祀，重朝章，明等威，彰物采，非特为观视之美而已”。其作用有五：一是保障帝王及随员的安全；二是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三是规范礼仪的等级，“明制度，示等级”；四是显示国家的综合实力；五是显示对自然神和祖先的虔诚。 从汉代众多的画像砖来看，权势者一般都由侍从撑伞，但侍从地位低下，不能与其并行，故专门设计了曲柄伞具，以供撑伞者跟随其后，而又不影响伞的使用效果。 汉朝灭亡后，由三国而至晋朝和南朝多沿用汉制，如《晋书·马隆传》：“其假节宣威将军，加赤幢、曲盖、鼓吹。”而北方的北魏以鲜卑族入主中原，保留骑射风俗的同时逐渐将汉人的车盖发展为伞，新出现的伞就将原本车盖的等级礼仪规定沿袭下来。北魏规定：三公及王车，青盖，庶姓王侯及尚书令、仆射以下，列卿以上，并给轺车。北齐在北魏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王、庶姓王、仪同三司以上，用翟尾扇，紫伞。皇宗及三品以上官，用青伞朱里。再其下一直到士人，用青伞碧里。 魏晋南北朝时仪仗伞的使用，在当时及后世的绘画作品及考古资料中多有反映。著名画家顾恺之依据曹植的《洛神赋》而作的《洛神赋图》，里面就画有仪仗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壁画，其出行图中描绘有较多的仪仗，而这些仪仗则往往以曲柄伞盖和旗、旄的组合为主。此外，当时的石刻雕塑和画像砖中也有不少反映这一时期仪仗伞的资料。 北齐的法律和制度对隋唐影响深厚，继北周而建立的隋朝在制订《开皇律》的时候，更多地参考了北齐律，《开皇律》成为后来唐律之蓝本。《隋书·礼仪五》记载：“王、庶姓王、仪同三司已上、亲公主，雉尾扇、紫伞；皇宗及三品已上官，青伞朱里。其青伞碧里，达于士人，不禁。”由此可见皇室也用青伞，其不同是伞内里的颜色为红色，百姓用的青伞是外面青色内里碧色。山东嘉祥县英山下隋徐敏行夫妇墓壁画《徐侍郎出行仪仗图》，画面上有四人身着圆领或翻领衫袍，并肩而立，二人执灯，一人执伞，一人执扇，反映了隋代的仪仗制度。 盛唐时期，为显示帝王威严，唐玄宗时订立制度，对各种场合仪仗扇的使用作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大朝会，则伞一、翰二陈于庭（大祭祀陈于庙）；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旧翟尾扇，开元初改为绣孔雀）。常朝则去扇，左右留者三（一云各留其三），以备常仪。左尚令供大小方圆华盖百五十有六，翟尾扇及大小伞翰辨其名数。”①由此可见，宫中大朝会时，要使用大伞一把、大小方圆华盖一百五十六柄，分别列于御座的左右。 唐朝天子出行时的大驾卤簿，“仗则有黄麾仗、细仗、仪刀、仗殳，仗卫则有亲勋、翊卫、散手卫，仪物有曲直华盖、六宝香蹬、大伞、雉尾障扇、雉尾扇、方雉尾扇、花盖、小雉尾扇、朱画团扇、俾倪之属”。②数目可观，气势非凡。 到了宋朝，对伞的仪制规定更为复杂，仪仗扇的使用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宋史》对此作了十分详细的记载： 伞，古张帛避雨之制，今有方伞、大伞，皆赤质、紫表朱里，四角铜螭首，六引内者（指皇帝出行时的引导仪仗，分为六队，故称“六引”），其制差小。哲宗元佑七年，太常寺言：《开元礼》大驾八角紫伞，王公已下四角青伞，今卤簿图但引紫伞，而无青伞之文，诏改用。绍兴十三年将郊诏伞扇如旧制，拂扇等不以珠饰。③ 而同书卷一五○又载：伞，人臣通用，以青绢为之。宋初，京城内独亲王得用。太宗太平兴国中，宰相、枢密使始用之。其后，近臣及内命妇出入皆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诏除宗室外，其余悉禁。明年，复许中书、枢密院用焉。京城外，则庶官通用。神宗熙宁之制，非品官禁用青盖，京城惟执政官及宗室许用。哲宗绍圣二年，诏在京官不得用凉扇。徽宗政和三年，以燕、越二王出入，百官不避，乃赐三接青罗伞一，紫罗大掌扇二，涂金花鞍鞯，茶燎等物皆用涂金，遂为故事。八年，诏民庶享神，不得造红黄伞、扇及彩绘，以为祀神之物。宣和初，又诏诸路奉天神，许用红黄伞、扇，余祠庙并禁。其画壁、塑像仪仗用龙饰者易之。 可见，宋朝统治者对伞的使用是十分严格的，红黄伞根据北宋哲宗时期的规定，为皇室所用，因此在哲宗以后，就频频发布命令禁止民间私造和私用。青伞虽然原则上允许百官至庶民阶层使用，但在使用的范围方面也时松时紧。有时限制到只有高级官员才能用青绢伞。而伞的饰物也有严格的规定，像铜螭首这样的象征性饰物自然只有皇帝的仪仗才可以使用，皇帝赏赐亲王的伞也可以饰金，普通官员和百姓是享受不到这样的殊荣的。 宋初皇上的大驾卤簿基本上沿袭唐代制度。建隆四年（963），朝廷即将举行郊祀大礼，太祖让大臣范质与卤簿使张昭、仪仗使刘温叟一起详细制定大驾卤簿的制度。此后，其制不断完善和发展。“其卤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驾，郊祀大飨用之；二曰法驾，方泽、明堂、宗庙、籍田用之；三曰小驾，朝陵、封祀、奏谢用之；四曰黄麾仗，亲征、省方还京用之。”（《宋史·仪卫志》）从仪仗伞的使用情况来看，政和大驾卤簿，“香案宝舆各九，烛笼二十六，碧襕之数同前。次方伞二、大雉尾扇四（夹执伞、扇各一人）”。“次，伞扇舆辇。大伞二，中雉尾扇四，夹腰舆一，小雉尾扇四。夹应奉人员一人，十将将虞候节级二人，长行十六人，排列官二人。中雉尾扇十二，华盖二……法驾同宣和，改为神勇都指挥使。次，重轮旗二，大伞二，大雉尾扇四，小雉尾扇、朱团扇各十二……”（《宋史·仪卫志》）徽宗政和三年，议礼局上大庆殿大朝会仪卫，其中黄麾大仗“设伞，扇于沙墀：方伞二，分左右；执伞将校四人”。政和中，辽使朝紫宸殿，用黄麾角仗：“设伞、扇于殿下，方伞二，分左右；团龙扇四，分左右，夹方伞。方雉扇二十四，分左右，各二重，在伞、扇之后。”黄麾半仗者，大庆殿正旦受朝、两宫上册宝之所设也，用二千四百一十五人。“其外殿中舆辇、伞扇百三十三人……中道伞扇六十六，辇官七十人，素方伞四十四人，弓脚帕头、碧襕衫、涂金铜革带、乌皮履。绣紫方伞六、花团扇十二、十八人，雉扇二十二人，准备四人，皆武弁、绯宝相花袍、铜革带。凤扇二十二人，黄抹额、黄宝相花袍、黄勒帛。编排仪仗职掌五人，立殿下伞扇后，乌皮介帻、绯罗宽衫、白罗大带。”（《宋史·仪卫志》） 为便于官吏将士演练礼仪之用，宋太宗还命人绘制了3幅《卤簿图》，珍藏于秘阁。宋仁宗时，宋绶又重新制定了大驾卤簿礼仪，并编写了《图记》10卷。《大驾卤簿图卷》就是在宋绶《图记》的基础上由北宋画院的画师绘制而成的。全卷横1481厘米，纵51.4厘米。图中共绘官兵5481人、车辇61乘、马2873匹、牛36头、象6只、乐器1701件、兵杖1548件，表现了皇帝前往南郊祭拜天地的庄严宏大场面。绘制时间应在宋皇祐五年（1053）至治平二年（1065）之间，是研究宋代舆服、仪仗、兵器、乐器等制度的图文史料。 绍兴初，国家经济非常困难，因此其用伞的仪制也有所变化。皇太子朝谒宫庙、陪祀及常朝皆乘马，止以宫僚导从，有伞、扇而无围子，用三接青罗伞、一紫罗障扇，四人随从。皇太子妃，政和亦有卤簿。南渡后亦省略不用。妃出入惟乘檐子，三接青罗伞，一黄红罗障扇。四人随从(参见《宋史·仪卫志》)。 这乘大轿中坐的是宋徽宗的皇后，也就是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的母亲。北宋被金人灭掉，宋徽宗和儿子钦宗及皇后被俘虏到了五国城（今吉林）。宋徽宗死后，他与金人交涉将他的母亲从五国城接回杭州。后面两抬轿内是高宗的两个女儿去接她母亲回南方的情景。 辽金时代，伞在仪仗中常见。如《金史》七九《舆服志二》载：“曲盖，制如华盖，绯沥水，绣瑞草，曲柄，上施金浮屠。”伞，则“正方，四角铜螭首”；盖，“制如伞而圆顶隆起”。 元朝在中原建立朝廷，于国初复制卤簿，沿袭宋代，置拱卫权杖，造内外权杖，制象桥，卤簿制度渐趋完善。中统元年（1260）九月，初置拱卫仪仗。至元八年（1271），造内外仪仗。延佑七年（1320）十二月，英宗即位，始造卤簿。平章政事拜住进卤簿图，“帝以唐制用万二千三百人为耗财，定大驾为三千二百人，法驾二千五百人。至治元年，卤簿成。其目：曰仪仗，曰崇天卤簿，曰外仗，曰仪卫”。内有： 大伞，赤质，正方，四角铜螭首，涂以黄金，紫罗表，绯绢里。诸伞盖，宋以前皆平顶，今加金浮屠。 紫方伞，制如大伞而表以紫罗。 红方伞。制如大伞而表以绯罗。华盖，制如伞而圆顶隆起，赤质，绣杂花云龙，上施金浮屠。曲盖，制如华盖，绯沥水，绣瑞草，曲柄，上施金浮屠。 导盖，制如曲盖，绯罗沥水，绣龙，朱漆直柄。 朱伞，制如导益而无文。 黄伞，制如朱伞而色黄。 葆盖，金涂龙头竿，悬以缨络，销金圆裙，六角葆盖。 孔雀盖，朱漆，竿首建小盖，盖顶以孔雀毛，径尺许，下垂孔省尾，檐下以青黄红沥水围之，上施金浮屠，盖居竿三之一，竿涂以黄金，书西天咒语，与火轮竿义同。(《新元史·舆服志二》) 由此可见，不同的伞有不同的象征意义，而且与宋伞相比，型制也有了变化，宋以前伞盖顶部无装饰，而今加以金佛像。 其中，崇天卤簿外仗“殿中伞扇队：……次曲益二，红方伞二，次紫方伞二，次华盖二，次大伞二，执者五十人，武弁，红絁生色宝相花袍”。殿中导从队：“……次黄伞，中道，伞衣从。”陪辂队：“黄伞一人”。(《新元史·舆服志二》) 明代仪仗伞的使用制度，较过去更为完备。其使用的数量、品种、色彩等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据《明史》载：“吴元年十二月辛酉，中书左相国李善长率礼官以即位礼仪进。丹墀左右布黄麾仗、黄盖、华盖、曲盖、紫方伞、红方伞……殿门左右设圆盖一、金交椅、金脚踏、水盆、水罐、团黄扇、红扇。皆校尉擎执。”(《明史·仪卫志》)洪武元年（1368），十月，定元旦朝贺仪：“左前第一行，十五：黄盖一，红大伞二，华盖一，曲盖一，紫方伞一，红方伞一……右前第一行，十五：黄盖一，红大伞二，华盖一，曲盖一，紫方伞一，红方伞一……皆校尉擎执。丹墀左右，拱卫司陈幢节等仗九十，分左右，为四行。……左行，圆盖一……右行，圆盖一……皆校尉擎执。”(《明史·仪卫志》)同年，朱元璋下令：庶民不得使用罗绢凉伞，只能使用油纸雨伞。洪武三年（1370），进一步规定京城内一品二品用伞盖，其余用雨伞。洪武十二年，朱元璋命礼部增设丹墀仪仗，黄伞、华盖、曲盖、紫方伞、红方伞各二，雉扇、红团扇各四，以及羽葆幢、龙头竿等仪仗物品。洪武十六年（1383），令尚书、侍郎、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太常卿、应天府尹、国子祭酒、翰林学士许张伞盖。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大驾卤簿，“凡正旦、冬至、圣节、会同锦衣卫、陈卤簿大驾于殿之东西。须要各依次序、毋得错乱、有失朝仪”。其中有紫罗素方伞八把、红罗素方伞八把、黄罗直柄绣伞八把、红罗曲柄绣伞八十四把(《明会典》)。同时，定一品、二品伞用银浮屠顶，三品、四品用红浮屠顶，俱用黑色茶褐罗表，红绢里，三檐；雨伞用红油绢。五品红浮屠顶，青罗表，红绢里，两檐；雨伞同。四品、六品至九品，用红浮屠顶，青绢表，红绢里，两檐；雨伞俱用油纸。建文四年（1402），规定官员伞盖不许用金绣，朱丹装饰。公、侯、驸马、伯与一品、二品同。成化九年（1473），令两京官遇雨任用油伞，其凉伞不许张于京城。宣德元年（1403），朝廷进一步完善卤簿仪仗，其中仪仗扇的数量和品种明显增加，常朝时有各色罗掌扇四十，各色罗绢伞十，万寿伞一。筵宴，销金罗伞四，销金雨伞四(《明史·仪卫志》)。 永乐三年增定大驾卤簿，内有紫罗素方伞四把、红罗素方伞四把、红罗直柄华盖绣伞四把、红罗曲柄绣伞四把、黄罗直柄绣伞四把、红罗直柄绣伞四把、黄罗曲柄绣伞二把、青罗销金伞三把、红罗销金伞三把、黄罗销金伞三把、白罗销金伞三把、黑罗销金伞三把、黄油绢销金雨伞一把、黄罗销金九龙伞一把、黄罗曲柄绣九龙伞一把(《明会典》)。 明朝对伞的规定还不止于此，伞作为一种仪仗用品，每一个等级使用几把伞，使用什么类型的伞，伞的规格、形状、装饰如何，在《明史·仪卫志》、《明会典》等典籍中都有严格规定。如青方伞，根据《明会典》卷一五一规定：伞骨面阔并顶五尺五寸，柄并葫芦头共长一丈一尺五寸九分，其面冒以青罗垂青，三檐金顶，四角加抹金铜龙头。凡伞顶葫芦皆木质贴金饰，柄俱用竹加红油，间缠以藤，惟曲柄伞朱红漆，攅竹为之。 除上述的文献记载外，当时的绘画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明代皇帝仪仗扇的使用情况。如在明代宫廷画家所绘的《出警入跸图》中，明代皇帝出京和还宫，均使用了数量众多的仪仗伞，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 卤簿制度经过了一千多年的修订，至清朝达到了鼎盛阶段，尤其是康乾年代，中国古代卤簿制度最为辉煌。参稽历代卤簿制度，不仅仪仗数量，而且各种礼器上的纹饰图案、颜色大小都统一规范，量加增饰。同时，根据皇帝出巡目的而将卤簿仪制分为四等，即：大驾卤簿、法驾卤簿、銮驾卤簿、骑驾卤簿。清代卤簿制度在《清史稿·舆服四卤簿附》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在《康熙南巡图》中，浩浩荡荡行进的仪仗队伍中就有数量众多的仪仗伞，威风凛凛，尽显皇家气派。乾隆十三年（1748）冬日，清高宗弘历出行至南郊祭天，回宫后命供奉的宫廷画家合绘了出行使用的仪仗器物，名曰《南郊大驾卤簿图卷》。图卷为纸本，纵49.5厘米，横1690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设色艳丽，绘制精美细致，内容详尽完备，详细记载乾隆皇帝由宫殿前往天坛祭天仪式之盛大壮观的场面，反映了其时的卤簿制度。图中包含3770余人，330余马匹，11头大象，5辆大型彩车，248人的皇家乐队，及886件器皿，这些都参考了大量史籍，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原签题《皇帝大驾卤簿图》，名下注有“元”字。卷首有当时的经延讲官、太子太傅、工部尚书汪由敦楷书《大驾卤簿题记》，卷后附由当时皇帝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钱汝成书写《大驾卤簿车器全目》。汪由敦（1692-1758），字师茗，号谨堂，安徽休宁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高宗朝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书法力追晋、唐，高宗爱其书，汪由敦死后，高宗命集其书为《时晴斋帖》十卷，勒石内廷。着《松泉集》。钱汝诚，皇帝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 除皇帝的大驾出行时使用仪仗伞外，皇帝大婚等典礼同样也要使用仪仗伞。如同治皇帝载淳和光绪皇帝载湉大婚，均使用了数量不等的仪仗伞。光绪十五年(1898)正月，皇帝大婚时，由宫廷画家绘制纪录大婚典礼全部过程的大型画册《光绪帝大婚图》，图中所绘太和殿筵宴场面，殿前法驾卤簿中出现有大量的仪仗伞。 清代仪仗伞的使用制度，较明代更加成熟。其使用的数量、品种、色彩、大小及制作材料等，较明代的规定更为明确和严格。清代卤簿制度规定：“以上伞、旗，止许京城外用，京城内不许排列。”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终结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这种充满封建等级制度色彩的仪仗伞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陶学锋）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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