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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的家训


    
    伏波将军马援像
    
    四知太守杨震像
    
    一代才女班昭像,选自清人绘制的《无双谱》
    两汉时期是我国传统家训的定型时期。这一时期,儒学逐渐占据独尊地位,儒家礼教得到重视,随之产生了家训、门风、家声等概念。家教最初指在家中以《诗》《礼》教导学生与子孙。将教导子孙的内容从家教中剥离出来而形成家训概念则是在东汉。虽然《尚书·酒诰》中“祖考之遗训”、《尚书·君陈》中“周公之训”等语已包含有家训的意思,但明确将家与训两字连在一起的,最早要算蔡邕。据《后汉书·边让传》记载,蔡邕在推举贤才边让时,说他“髫龀夙孤,不尽家训”,幼时即孤,没有受到充分的家训。战国以来,仕宦之家延续的结果,逐渐形成了各个家族所特有的世代相传的风尚、习惯,即门风。门风有优劣之分。优良的门风传播于外,就享有“家声”,如西汉李陵父祖世代为将,甚有名声,及至他投降匈奴,即“隤(同颓)其家声”,使他们家族的美好声誉颓丧了。家风与家法也有联系,严格要求子孙秉承家风,维护家声,便产生了门法或家法。
    马援教侄
    两汉时期广泛采用了“家书”或“家信”的形式训诫子弟。书信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很早就产生了。但“家书”一词产生较晚,最初是指家中的藏书,如西汉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家书作为仕宦家训的一种重要形式,早在两汉时期就流行了。当时,在外地做官的父兄教诫家中的子弟,或者在家的父兄训导在远方的子弟,往往通过家书进行。西汉孔臧的《戒子琳书》、刘向的《戒子歆书》、东汉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等,都是千古流传的佳作。它们情真意切,语重心长,说理透彻,针对性强,很有感染力、说服力,不失为指导子侄们立身处世的金玉良言。
    马援(前14—49),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马援少有大志,有名言“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留世。他在乱世中走上政治舞台,最后归顺刘秀,在东汉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战功赫赫。他因被封为伏波将军而知名,故又被称为“马伏波”。马援以自己的曲折经历,在征途中写下的《戒兄子严、敦书》是古代家训名篇,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三国时代的王昶在其《家诫》中大段摘引了马援的诫言,认为“斯戒至矣”。
    马援兄长马余早亡,留下马严、马敦两个儿子,一度由马援抚育。马援远征交趾期间,听说这两个侄儿“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感到很不安,便在万里之外写家书教诫他们:“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意思是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如听到父母名字一样,耳可听而口不得说。好议论人家长短,妄加讽刺朝政,这是我最厌恶的事情,我宁死也不愿听到子孙有这种不良的行为。
    马援还要侄子们学习贤者敦厚正直的品质。他在家书中提到了两个人,一个叫龙伯高,时为山都县令,他“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还有一个叫杜季良,时为越骑司马,他“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龙伯高、杜季良都是让马援敬重的人,何以马援让侄子们要学龙伯高而不学杜季良呢,马援认为“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马严、马敦后来很有长进,学识、义行受到大家称赞。马敦官至虎贲中郎将。马严专心研读经典,览百家群言,马援“常与计议,委以家事”,马严入朝后为官亦多有功绩,后来因不见容于权贵窦宪兄弟而“退居自守,训教子孙”。
    马严生有七子,其中以续、融知名。马续协助班昭作成《天文志》,为最终完成《汉书》的编写工作贡献了力量。马融曾受教于班昭,是东汉大经学家,著述甚多,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震家训
    汉初天下一统,武事渐息而文儒遂兴。汉高祖刘邦训子读书,“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从高祖到武帝,“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他们不仅传学子孙,而且招生授徒,使经学世代相传。在这里,家训在经学的继承与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杨震家族即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杨震(?—124),字伯起,弘农华阳(今陕西华阴东)人。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被诸儒誉为“关西孔子”。他五十岁才应征,官至司徒太尉,克己奉公,刚直不阿。汉安帝时,他曾得罪宦官樊丰,被他诬陷而罢官,遣归本郡,行至长安城西几阳亭时,愤然饮鸩而卒。
    杨震家训的核心,是要求子孙廉正、清白、去恶,而他自己一生就率先垂范。昌邑令王密因报杨震推荐之恩,“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回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杨震一家的生活并不富裕,“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见其子孙吃饭经常没有鱼肉荤菜,出门没有车坐,想为他家开辟生财门路,杨震坚决不同意,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他认为后人称自己的子孙为清官子孙,是比千万财富更厚重的遗产。他宁愿让子孙过俭朴清淡的生活,也不为他们谋求与积聚财富。
    杨震子孙也都能遵行其家训。他生有五子,长子杨牧为汝南郡富波相,杨震中子杨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他四十多岁才被召为官,像杨震一样,他忠心耿直,生活俭朴,不饮酒,夫人早丧,也不再娶。杨秉说:“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他“计日受俸,余禄不入私门,故吏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以廉洁称”。杨秉之子杨赐亦“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后官拜太尉,封临晋侯。杨赐之子杨彪,也“少传家学”,以“博习旧闻”著称,汉献帝时官至太常。杨彪之子杨修“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但曹操妒忌杨修才能超过自己,且又为“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
    杨震一族自八世祖杨喜起,到杨彪时曹丕称帝代汉,作为东京名族,绵延四百多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绍、袁术家族都是“东京名族”,但是“袁氏车马衣服极为奢僭”,终归败亡,而杨氏则“能守家风,为世所贵”。杨震之畏“四知”,其子杨秉之“去三惑”,可谓千古不刊之论,为历来士人身心修养的要诀。
    女训初成
    先秦时期,家训的客体集中于训导儿子,对女儿的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易经》《周礼》《礼记》等对妇女在政治、家庭与婚姻生活中应循的行为准则有许多明确的规定,但在王室、贵族中实施很差。这种情况到西汉刘向时,以《列女传》问世为标志,开始发生转变,经东汉班昭《女诫》的出现,荀爽、蔡邕等名士的提倡,历时一百多年,才基本上建立起了女训的理论框架,而受到后世的重视。“女训”作为女子以文字、语言进行的家训与专门以文字与语言训女的这一概念,这时才得以完整确立。
    班昭(约49—约120),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昭的父亲是东汉史学家班彪,长兄是写作《汉书》的班固,次兄是东汉名将、外交家班超。她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在父兄的熏陶下,成长为远近闻名的才女。但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夫君早亡后,班昭守节不嫁,悉心教育女儿,同时也花费了很多心力完成父兄修史的未竟之业。
    班昭的《女诫》在中国家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妇女道德教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在班昭之前,男尊女卑、男外女内、夫主妇从、从一而终等思想,已散见于许多古籍之中,但相关记载只是零乱、分散地反映了对妇女的一些粗略的要求,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而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提高,写成有条理的女教著作以训导女儿的,首推班昭的《女诫》。
    《女诫》以男尊女卑为立足点,以“从一而终”为归宿点,对女子从婴儿开始,到出嫁后如何处理与丈夫、公婆、叔妹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妇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其目的是使妻子从属丈夫,儿媳顺从公婆,嫂子谦顺叔妹,从而使得婚姻巩固、家庭和睦、自己善美、父母荣耀。很显然,这种贤名是以丧失独立人格为代价的,是用屈辱与血泪换来的。
    因此,《女诫》问世后,一方面受到明智之士的批判,如班昭的小姑“曹丰生,亦有才惠,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另一方面,也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用作迫使女性依附男性的枷锁。后世的女训或训女著作,如唐代宋若莘的《女论语》、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明代王刘氏的《女范捷录》以及清代的《闺训千字史》《改良女儿经》等,无不受《女诫》的影响。应该说,《女诫》在中国历史上起的消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简直是一篇男子压迫妇女的宣言书,班昭也因而被封建统治者推崇为“女圣人”。
    不过,《女诫》中有些内容却不乏积极价值。比如主张男女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妇女要注意修身;妇德要“行己有耻”;妇言要“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妇容要“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妇行要“专心纺织,洁齐酒食,以奉宾客”等等,都包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可以批判地继承、借鉴。
    (徐少锦 作者系南京审计大学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14ZDB007)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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