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家训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31 中国纪检监察报 佚名 参加讨论
 伏波将军马援像  四知太守杨震像  一代才女班昭像，选自清人绘制的《无双谱》 两汉时期是我国传统家训的定型时期。这一时期，儒学逐渐占据独尊地位，儒家礼教得到重视，随之产生了家训、门风、家声等概念。家教最初指在家中以《诗》《礼》教导学生与子孙。将教导子孙的内容从家教中剥离出来而形成家训概念则是在东汉。虽然《尚书·酒诰》中“祖考之遗训”、《尚书·君陈》中“周公之训”等语已包含有家训的意思，但明确将家与训两字连在一起的，最早要算蔡邕。据《后汉书·边让传》记载，蔡邕在推举贤才边让时，说他“髫龀夙孤，不尽家训”，幼时即孤，没有受到充分的家训。战国以来，仕宦之家延续的结果，逐渐形成了各个家族所特有的世代相传的风尚、习惯，即门风。门风有优劣之分。优良的门风传播于外，就享有“家声”，如西汉李陵父祖世代为将，甚有名声，及至他投降匈奴，即“隤（同颓）其家声”，使他们家族的美好声誉颓丧了。家风与家法也有联系，严格要求子孙秉承家风，维护家声，便产生了门法或家法。 马援教侄 两汉时期广泛采用了“家书”或“家信”的形式训诫子弟。书信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很早就产生了。但“家书”一词产生较晚，最初是指家中的藏书，如西汉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家书作为仕宦家训的一种重要形式，早在两汉时期就流行了。当时，在外地做官的父兄教诫家中的子弟，或者在家的父兄训导在远方的子弟，往往通过家书进行。西汉孔臧的《戒子琳书》、刘向的《戒子歆书》、东汉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等，都是千古流传的佳作。它们情真意切，语重心长，说理透彻，针对性强，很有感染力、说服力，不失为指导子侄们立身处世的金玉良言。 马援（前14—49），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马援少有大志，有名言“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留世。他在乱世中走上政治舞台，最后归顺刘秀，在东汉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战功赫赫。他因被封为伏波将军而知名，故又被称为“马伏波”。马援以自己的曲折经历，在征途中写下的《戒兄子严、敦书》是古代家训名篇，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三国时代的王昶在其《家诫》中大段摘引了马援的诫言，认为“斯戒至矣”。 马援兄长马余早亡，留下马严、马敦两个儿子，一度由马援抚育。马援远征交趾期间，听说这两个侄儿“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感到很不安，便在万里之外写家书教诫他们：“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意思是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如听到父母名字一样，耳可听而口不得说。好议论人家长短，妄加讽刺朝政，这是我最厌恶的事情，我宁死也不愿听到子孙有这种不良的行为。 马援还要侄子们学习贤者敦厚正直的品质。他在家书中提到了两个人，一个叫龙伯高，时为山都县令，他“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还有一个叫杜季良，时为越骑司马，他“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龙伯高、杜季良都是让马援敬重的人，何以马援让侄子们要学龙伯高而不学杜季良呢，马援认为“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马严、马敦后来很有长进，学识、义行受到大家称赞。马敦官至虎贲中郎将。马严专心研读经典，览百家群言，马援“常与计议，委以家事”，马严入朝后为官亦多有功绩，后来因不见容于权贵窦宪兄弟而“退居自守，训教子孙”。 马严生有七子，其中以续、融知名。马续协助班昭作成《天文志》，为最终完成《汉书》的编写工作贡献了力量。马融曾受教于班昭，是东汉大经学家，著述甚多，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震家训 汉初天下一统，武事渐息而文儒遂兴。汉高祖刘邦训子读书，“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从高祖到武帝，“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他们不仅传学子孙，而且招生授徒，使经学世代相传。在这里，家训在经学的继承与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杨震家族即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杨震（？—124），字伯起，弘农华阳（今陕西华阴东）人。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被诸儒誉为“关西孔子”。他五十岁才应征，官至司徒太尉，克己奉公，刚直不阿。汉安帝时，他曾得罪宦官樊丰，被他诬陷而罢官，遣归本郡，行至长安城西几阳亭时，愤然饮鸩而卒。 杨震家训的核心，是要求子孙廉正、清白、去恶，而他自己一生就率先垂范。昌邑令王密因报杨震推荐之恩，“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回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杨震一家的生活并不富裕，“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见其子孙吃饭经常没有鱼肉荤菜，出门没有车坐，想为他家开辟生财门路，杨震坚决不同意，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他认为后人称自己的子孙为清官子孙，是比千万财富更厚重的遗产。他宁愿让子孙过俭朴清淡的生活，也不为他们谋求与积聚财富。 杨震子孙也都能遵行其家训。他生有五子，长子杨牧为汝南郡富波相，杨震中子杨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他四十多岁才被召为官，像杨震一样，他忠心耿直，生活俭朴，不饮酒，夫人早丧，也不再娶。杨秉说：“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他“计日受俸，余禄不入私门，故吏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以廉洁称”。杨秉之子杨赐亦“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后官拜太尉，封临晋侯。杨赐之子杨彪，也“少传家学”，以“博习旧闻”著称，汉献帝时官至太常。杨彪之子杨修“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但曹操妒忌杨修才能超过自己，且又为“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 杨震一族自八世祖杨喜起，到杨彪时曹丕称帝代汉，作为东京名族，绵延四百多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绍、袁术家族都是“东京名族”，但是“袁氏车马衣服极为奢僭”，终归败亡，而杨氏则“能守家风，为世所贵”。杨震之畏“四知”，其子杨秉之“去三惑”，可谓千古不刊之论，为历来士人身心修养的要诀。 女训初成 先秦时期，家训的客体集中于训导儿子，对女儿的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易经》《周礼》《礼记》等对妇女在政治、家庭与婚姻生活中应循的行为准则有许多明确的规定，但在王室、贵族中实施很差。这种情况到西汉刘向时，以《列女传》问世为标志，开始发生转变，经东汉班昭《女诫》的出现，荀爽、蔡邕等名士的提倡，历时一百多年，才基本上建立起了女训的理论框架，而受到后世的重视。“女训”作为女子以文字、语言进行的家训与专门以文字与语言训女的这一概念，这时才得以完整确立。 班昭（约49—约120），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昭的父亲是东汉史学家班彪，长兄是写作《汉书》的班固，次兄是东汉名将、外交家班超。她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在父兄的熏陶下，成长为远近闻名的才女。但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夫君早亡后，班昭守节不嫁，悉心教育女儿，同时也花费了很多心力完成父兄修史的未竟之业。 班昭的《女诫》在中国家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妇女道德教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在班昭之前，男尊女卑、男外女内、夫主妇从、从一而终等思想，已散见于许多古籍之中，但相关记载只是零乱、分散地反映了对妇女的一些粗略的要求，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而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提高，写成有条理的女教著作以训导女儿的，首推班昭的《女诫》。 《女诫》以男尊女卑为立足点，以“从一而终”为归宿点，对女子从婴儿开始，到出嫁后如何处理与丈夫、公婆、叔妹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妇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其目的是使妻子从属丈夫，儿媳顺从公婆，嫂子谦顺叔妹，从而使得婚姻巩固、家庭和睦、自己善美、父母荣耀。很显然，这种贤名是以丧失独立人格为代价的，是用屈辱与血泪换来的。 因此，《女诫》问世后，一方面受到明智之士的批判，如班昭的小姑“曹丰生，亦有才惠，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另一方面，也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用作迫使女性依附男性的枷锁。后世的女训或训女著作，如唐代宋若莘的《女论语》、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明代王刘氏的《女范捷录》以及清代的《闺训千字史》《改良女儿经》等，无不受《女诫》的影响。应该说，《女诫》在中国历史上起的消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简直是一篇男子压迫妇女的宣言书，班昭也因而被封建统治者推崇为“女圣人”。 不过，《女诫》中有些内容却不乏积极价值。比如主张男女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妇女要注意修身；妇德要“行己有耻”；妇言要“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妇容要“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妇行要“专心纺织，洁齐酒食，以奉宾客”等等，都包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可以批判地继承、借鉴。 （徐少锦 作者系南京审计大学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14ZDB007）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