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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窑瓷:汝窑——宋朝的永恒传说


    
    
    公元1126年,北宋王朝首都汴京,被东北游牧强权金国攻陷,史称“靖康之难”。这一场仗,不止摧毁了一个政权,亦给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明形态,带来严重打击。宏伟壮丽的隋唐盛世,把欧亚文化共冶一炉,三百年来的种种养份,经历五代十国的洗炼,到北宋已内化于无形,成就强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不像我们谈及波斯或阿拉伯等任何帝国般,以疆土的广狭,军力的多寡论英雄,却以高尚的精神和气度,教人心悦诚服,无比向往。北宋的军队,虽然不堪一击,但宋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无论在当世抑或现在,仍然俘虏人心。这种像谜一般的魔力,从文字上已经感受不到了;当年的遗迹,亦早已不知去向;唯有少数证据,在岁月冲刷之间,像河床里的金子般散发着光芒,而汝窑,正是最令人珍惜的一种。
    
    
    宋朝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这个排序,不是乱来的。本来,按窑场的出现次序,应该是定窑先行,但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言,则汝窑地位无出其右。其遗址虽然到现在还没法完全肯定,但大致在河南(古称汝州)应无疑问,跟北宋首都汴京非常接近。
    汝窑的出现,在北宋晚期,宋徽宗的时代。政治史上,那是一个不知所谓的混乱时代,艺术史上,却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巅峰。赵佶作为朝廷上的皇帝,或许不合格,但作为艺术家之中的皇帝,却当之无愧。凭着绝逸群伦的天才和生命力,他不但自身的创作成就高超,而且独具慧眼,赏识了无数卓尔不凡的艺术家。如果他不是搞垮了国家,后世的名声大概不致太差。而汝窑的出现,正是他的文化大业下的一道手笔。
    
    宋徽宗是个非常虔诚的道教徒。道教讲求清净无为,凡事要与大自然和谐合一。我们可以想象,既有艺术家脾气又有大把钱花的徽宗,一定把自己的生活打点得一丝不苟,极有品位。北宋宫廷一直使用的瓷器,是定窑。定窑的颜色是白色,对道教徒而言,这种颜色太刺眼,于是皇帝把心一横,重新订造,开始了汝窑昙花一现的历史。这个说法,最早源自北朝末年徐竞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不过,这只道出了汝窑的来历。但它的神秘之处,又在哪儿?
    汝窑的色泽,传说是来自天上。后周世宗柴荣,曾经烧造过一种名为“柴窑”的瓷器,却在北宋已经失传,只剩下当年立下的口谕:“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般颜色作将来”。宋徽宗倾尽人力物力,就是要超越前朝,制作出可与之匹敌的汝窑,其成品的颜色,效果如出一辙:汝窑的瓷胎,不是白色的,从边沿上可以看到,带着淡紫,叫做“香灰胎”;而瓷器的釉色,不论是半透明抑或不透明,都显出一种非常柔和悦目的天青色,并常常带有轻微的釉裂纹,称为“蟹爪纹”。这种颜色和效果,后世一直在模仿,无论是南宋的官窑和哥窑,抑或清代的雍正和乾隆,尽管最后都做出了自己的风格,但在模仿技术而言,却只能做到袭貌遗神的程度!
    
    古籍记载,汝窑的颜色如此细腻,是因为釉中加入了玛瑙粉末。但根据英国最新的化验报告显示,尽管玛瑙粉末与釉内的主要矿物互不排斥,却无助于成色的改变或提升。这个消息,对于矢志重现汝窑的艺术家固然是一大打击,对于存世汝窑的珍贵价值却是一次肯定,因为连这唯一可能破解汝窑秘方的线索也断了,这项文化遗产就更形稀罕了!
    存世的汝窑,全是小件器,几乎没有超过30厘米的作品,这一点跟宋朝很像——面积虽小,内涵却无穷。汝窑在中国瓷器之中,已经到达“濒临绝种”的类别,在全世界的公私收藏之中,只有60多件,其中台北故宫有21件,北京故宫有17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有7件,都不可能在市场上流动了,能够曝光的,只有5至6件,也就是说,对于收藏家而言,这简直是“恐龙级”的珍品!
    全球收藏家之中,数日本人对汝窑最为珍爱。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的神道教与中国的早期道教相似,而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最为仰慕的时代,亦是唐宋时期。现在日本人的茶道、花道、香道所用的瓷器,全是唐宋风格的“青瓷”(celadon)而非“青花”(underglazeblue),即使在清末以来的动荡里,日本人对中国明清瓷器兴趣一直不大,他们收集的大宗,主要是青瓷、剔红、书画等。中国人反而自元朝灭宋之后,渐渐从记忆深处移除了祖上的品味,爱上了来自中东的繁缛花纹。我们在中学课本上读元世祖的高压政策,四色人等和达鲁花赤,都随政权更迭消失了,但青花取代青瓷的品味,到现在却依然影响着我们。
    可幸的是,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似乎重新想起了那份淡然悠长的品味,故宝重入炎黄手中的机会亦近在咫尺。宋徽宗也许做梦都没想到,他的天下,在有生之年被自己亲手弄丢了;他的品味,却在千年之后征服了欧亚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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