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对本国历史抱持温情与敬意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00 网络 佚名 参加讨论
 1929年，钱穆先生任教苏州中学时，在教学之余依然不放弃学术研究，撰写了《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刘歆年谱》等重要研究作品。四川蒙文通先生此时正在南京内学院跟随欧阳竟无学习佛学，在苏州游玩的时候，与钱先生结交，并阅读了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认为体大思精，唯清初顾亭林诸老可比。顾颉刚先生因读《先秦诸子系年》，以为钱先生学问不宜久居中学，而应去大学任教。1930年顾颉刚回到北京，在燕京大学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向钱穆先生发出邀请。钱穆终于接受邀请，于同年来到燕京大学任教，次年转入北京大学教授历史。 一、讲授中国通史 《国史大纲》的写作，要从钱穆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谈起。 1931年，钱穆接到北京大学寄来的聘书，随即到北大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揭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也在国内掀起一片抗日救亡的浪潮，在这样的形式下，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中国通史作为大学必修课。 当时的北大也遵令设立了通史课程，但却是由不同的老师讲授不同的时代。钱穆对此颇不认可，他在课上对学生说：“我今天在这里讲课，却不知前一堂课是何人讲了什么，亦不知后一堂课又将由何人再讲什么。这样毫无线索地讲授，对于你们来说，其实只能感到头绪纷繁，不得要领。”随即，他慨然表示，自己愿一人担任中国通史的讲授任务。1933年，北大于是聘其一人讲授中国通史课程。 独任中国通史课的第一年，钱穆几乎将所有的精力耗尽，为了让学生达到修习通史的真正目的，钱穆给自己下了严苛的规定：必须在一学年规定的时间内讲授完毕，决不能有首无尾，中途停止。为了达到这个要求，钱穆也做了大量努力。在开学前，用四五天的时间反复思索，讲全部课程纲要写定。在每次上课的前一天，要用一下午的时间来对明日2个小时的讲述内容进行取舍，以达到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择选精要，详略得当。同时，他还将所需要的史料，记录下来，以便课堂查考。 精心的准备当然带来精彩的内容，虽然中国通史仅仅是北大文学院新生所修，但往往会吸引高年级的学生和其他学院的学生，乃至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前来旁听，每每一堂课，就有三百人前来旁听，不但没有空座，连站着的人都挤得满满的，真可谓盛况空前。在北大讲授四年后，已经到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集体迁往西南。开始了八年西南联大的教书史。在西南联大，钱穆先生仍然教授中国通史，听课的场面仍然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讲授时，无路可走，而需要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 更有一名学生，自读高三时前来听课，钱穆先生在北大讲授的四年中，每年必至，在西南联大讲授的两年，也可见到这个学生的身影，前前后后听了六年之久。钱穆先生告诉他，这课程每年的主旨都是一样的，不必如此重复，而此学生则答道：因每年听讲都有新得，所以屡听不厌。钱穆讲授的这门《中国通史》课程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经过几年《中国通史》的讲授，钱穆在获得学生的一致认可之外，还已经积累了厚厚五六本史料，这些史料成为国史大纲写作的祖本，为国史大纲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二、撰写《国史大纲》 内迁之初，西南联大各院系多有分散，钱穆所在的文学院先在衡阳的衡山停留，又迁至北距昆明300公里的蒙自，并在此开课。当时，无论师生都因为形势影响，人心涣散，无法安心读书。在北京曾听过旁钱穆先生讲课的陈梦家，此时已经成为钱先生的同事，他力劝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部教科书。一开始，钱穆还有所顾忌，毕竟，通史写作非常繁难，要求很高，而因为流亡不定，相关可供查阅的资料又十分缺少，他想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按《廿二史札记》的体裁，以笔记的形式，按各个专题来写。 陈梦家的着眼点与钱穆很不一样，他对钱穆说，如此，则此书仅仅对研习历史的学生有用，而不能对全国的青年有用，为了时代的需要，您应该先写一部教科书，让广大的全国青年受益。钱穆说，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要再思量考虑一下。 又过了两天，陈梦家又敦促钱穆，此时的钱穆仍没有最后下定决心，他总觉得，如果能平安返回北京，再做这件事，可能会更加稳妥。陈梦家又是一番极力劝说。并指出，现在这种情况，书籍缺乏，却正是写一部简明通史的大好时机。在陈家梦的积极鼓动下，钱穆终于改变了初衷，答应一试。他取出一路藏在衣箱底层夹缝中带来的中国通史的讲授随笔，准备开始。 然而，事多有坎坷，钱穆已经决意撰写《国史大纲》，却传来文学院要再迁昆明的消息。钱穆听闻，担心因为昆明事务繁多，无法静心写作。思量许久，决定在昆明不远的宜良安居，只在有课时才去昆明，这样，每周有半周的闲暇，用以闭门写作。 在朋友的帮助下，钱穆在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安顿下来，这一个幽静之地，陈寅恪曾来拜访，就说，如此寂静之地，若我一人独住，非得神经病不可。钱穆却耐得寂寞，谢绝了众多演讲的邀请，潜心写作，常常每周有四日不开口说一句话。 在钱穆的住处内，有一株白兰树，春日花开时，清香四溢。楼下阶前有潺潺的泉水，流注到下面两个小小的水潭内，水潭以白瓷所砌成，在清泉的映照下，莹洁可爱。 优美而寂静的环境，带给钱穆前所未有的平和心境和写作状态，原本计划两年完成的《国史大纲》，历时一年就完成了。 三、未来之希望 《国史大纲》写作完毕后，钱穆先将引论发表，如同一颗石头投入了平静的死水，顿时引起阵阵波澜，一时间，引发了诸多的议论。胡适的好友毛子水欲驳斥，傅斯年也表示不屑，然陈寅恪先生却以为大文章，而后数十年间论者无数，未有定论。 其中，最具争议的恐怕数对待历史的四条信念。至今读来，仍觉整聋发聩，令人击节。姑且全列如下，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感受。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大家都晓得，知识来源于积累，历史本身即是文化经验的载体。如何说我是某国的人民，而不是他国，是因为我学习了此国的历史知识，受了此国文化的熏染。钱穆有知识人与文化国民的区分，就是将历史不仅仅看做简单的知识，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民族生存于此的感受。对于去历史文化的知识分子，那只能算是知识人，而非文化国民。 从这个观念出发，钱先生才能在现代史学的框架下，重申民族文化的立场，否则现代史学本身就是一场启蒙运动，通过历史研究否定传统文化。钱先生这种民族文化立场的重申，对于历史文化的认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本国历史抱持温情与敬意，换用现代点的说法，就是增加点对文化认同感。 五四运动之后，认同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存在的关键问题之一。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开出的现代化药方，往往要剥去民族文化身份，接受普世价值的洗礼。不仅仅在五四运动前后，六十年代的台湾，以及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都有这种去民族文化身份的倾向。直到今天，仍有众多知识分子提出的现代化方案仍有去文化身份，强调普世价值的倾向。但是，问题在于，今天我们如果放弃了文化认同，是否就真能够接受普世价值？ 在第三条中，钱穆批判了当时的三种倾向，即虚无主义、历史进化观和文化自谴。虽然说表现为三种倾向，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实这三种现象本质就是一个，即历史虚无主义。 然而，钱先生只是谴责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还没有深入分析他的本质。在这里，我们不妨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一点讨论。 历史进化论或者称为历史主义，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在启蒙哲人看来，传统的社会因为个体缺乏理性，所以历史文化表现为蒙昧状态。因此，只有对于国民进行启蒙才能使人类历史从蒙昧走向光明。从这意义上讲，历史进步观就是建立在启蒙哲学的基础之上，认为人类已经通过启蒙，结束了蒙昧的历史。所以，才会有认为站在历史最高顶点的狂妄。也正是抱持这种启蒙观念，所以才会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大肆攻击和污蔑，也就表现为钱先生所说偏激的虚无主义，认为以往历史毫无价值可言，又将今日诸多罪恶推诿给古人，认为今日问题乃是因为启蒙不足，大众依旧受到传统文化影响蒙昧所导致的，在知识界形成文化自谴的行为。 国家向前发展的希望何在？钱穆在最后一条给出了答案。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国民逐渐增多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有发展的希望。从这一点上看，钱穆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启蒙者，不过并非是现代意义的启蒙哲人，而是历史文化的启蒙者，希望通过历史文化对于大众进行启蒙，使之成为拥有文化教养的国民，换句话说就是有文化观念的士大夫，只有如此国家才会有兴旺发达的可能。 至于后面所批评的，因为虚无主义所导致的西化运动，最终不仅不会真正接受普世价值，反而会造成被动的文化殖民。从这个角度上看，钱穆先生所提出来的，正是后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观念。即西方通过所谓的文化殖民，将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渐次消灭从而达到所谓的普世价值的目的。而如当年或现代的一些所谓知识分子，恰恰就是某种意义的殖民文化的买办，他们企图通过抨击民族文化，来达到彻底的西方文化的殖民。从这个角度上看，钱穆先生所代表的民族文化认同，正是对于此类殖民文化买办的揭露和攻击。 今天，当众多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把美国道理当成新的发展方向，抛却了自己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直欲将自己的黄皮肤换成靓丽的白皮肤时，我们还是应该再三重温钱穆先生所提出的四条信念，或者至少要对于第四条信念再三诵读，只有当我们放弃了对于殖民文化的追求，回到自身文化传统的确认上来，中国才可能有真正向前发展的希望。 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否定文化的影响，从而成为一个文明人。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命题，历史文化认同，依旧是我们走向文明社会的基础所在。 四、历史回响 在发表四条信念与引论后，学术界造成广泛的反响，赞成者以为绝响，反对者以为开历史倒车。身在漩涡中的钱穆先生却依然在战火隆隆中讲授着中国历史与文化。在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复校，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并命傅斯年负责具体工作。出于对钱穆出版《国史大纲》的气恼，傅斯年先生并未继续为北京大学延聘钱穆先生继续讲授中国通史。但是，此时钱穆先生已经声名鹊起，辗转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内战结束后，离开大陆，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继续教书育人。 这部史学名著，在当时即受到顾颉刚先生的高度评价，认为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最后出而创见最多。严耕望先生则以为，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前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内容既见识力，也有深度，迥非其他几部通史所能企及。余英时先生则认为，钱先生写通史时惜墨如金，语多含蓄，其背后不仅是正史、九通之类的旧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史。可见学界对于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仍有公论。 时光荏苒，一转眼已经过去了数十年。钱先生早已驾鹤西去，而当时的批评者或褒扬者也大多已作古。而这部二十世纪重要的史学名著，却历经时光的考验，闪发出熠熠光辉。自1940年印行以来，到197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次修订出版，再到1992年已经是第十八次印刷了。1996年北京商务印书馆根据台湾版基础上修订为第三版，在此之后钱穆先生的这部史学名著，不断再版发行。2011年，钱穆先生的全集，也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大陆又有了一个最新版的《国史大纲》。 国家之希望何在？这一个厚重而又鲜活的命题，也许一直盘桓在每个人的心头，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如今，我们提出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点明的方向，希望会给每一个关怀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以些许感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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