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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的起源


    武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武术的起源与中华文明的产生是同步的。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就必须依靠群体力量同自然界战斗。在狩猎的生产活动中,人类不仅靠拳打、脚踢、躲闪等徒手动作与野兽搏斗,还需要拿起石头、木棒与野兽抗争,在这些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劈、砍、刺的技能。
    
    这些原始形态的搏斗技能是低级的,还没有脱离生产技能的范畴,但这却是武术技能形成的物质基础。
    进入阶级社会后,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家族的私斗中,比较成功的一击、一刺、一拳、一腿逐渐被人们模仿、传授、习练着。因此,战场上的搏斗经验不断得到总结,武术进一步向实用化、规范化发展,兵器和武艺也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武术体系正逐步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国都很重视技击术在战场中的运用,铸造工艺也有了很大发展,尤其在吴、越出现了制剑精良的名师大匠。当时不仅盛行击剑,文人佩剑也蔚然成风。到了秦汉时期,武术的初期分支开始萌生,出现了拳术、剑术、象形武术等分支,为以后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武术的雏形
    武术的产生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环境中,人类首先面临的就是人与兽之间的争斗。为了猎取食物,人类自然产生了拳打脚踢、指抓掌击、跳跃翻滚一类的初级攻防手段。然而,这些击打的方法多是基于本能的、自发的、随意的身体动作,人们还不能有意识地进行搏杀技能练习,但这些初级攻防技能却为武术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条件,也是武术的萌芽。
    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石制或木制的工具,并学会了使用这些工具击打野兽的方法。而且我们从考古发现中可以了解到:旧石器时代已出现了尖状石器、石球、石手斧、骨角加工的矛。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则出现了大量的石斧、石铲、石刀和骨制的鱼叉、箭镞,甚至还有铜钺、铜斧等。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人与兽的争斗中,人类掌握了基本的搏杀技能,原始人类的生存能力已大大提高。
    真正意义上的武术萌生于人与人的战争中。据《吕氏春秋·荡兵》记载:“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由此可见,早在原始部落发生大规模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人与人之间为抢夺食物、领地等进行的争斗。这些战争非常普遍,而且由来已久,正是这些争斗使大量生产工具逐渐演变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武器。在战争中,凡是能用于搏击的生产工具都成了战斗的武器,人们远则使用弓箭、投掷器,近则使用棍棒、刀斧,器械巨大的杀伤力被残忍地展现出来。渐渐地,人们发现光有器械是不够的,由此使用器械的技巧和战争中的格斗技术逐步分离出来,并沿着自身的规律向武术的方向发展。
    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氏族间战争,而这种原始部落之间有组织的战争加速了原始武术的形成。据古籍记载:这一时期进行的大规模战争有黄帝与炎帝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夏禹伐九黎、三苗的战争等。原始人群为适应原始战争的需要,要作战斗的演习操练,以熟悉战斗的击刺动作和应有的群体组合,于是在原始人群中萌生了“武舞”,或叫“战舞”。
    “武舞”是原始社会战斗技术的展现,它融知识、技能、身体训练和习惯的培养等为一体,将用于实战格杀的经验按一定程式来演练,是古代武术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升华。人们在狩猎、战事等活动之前或之后,都要跳武舞,幻想以这些击刺杀伐的动作来产生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以鼓舞士气,祈神保佑。
    据史籍记载:大禹时期三苗部族多次反叛,屡次征伐也未能使之降服。后来,禹停止进攻,让士兵持斧和盾进行操练,请三苗部族的人观看“千戚舞”,结果三苗部族被“千戚舞”雄浑的力量所慑服,立即臣服于大禹。这就是原始社会一次盛大的武术自卫演练。“千戚舞”是古代众多“武舞”中的一种,也是人们从战争实践中总结的攻防技能和经验,为后来武术套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近代某些带有原始风貌的民族风俗中,我们还可看到原始武舞的影子,如:云南纳西族的祭神武舞“东巴跳”,数十上百人手持武器而狂舞。在现今我国发现的原始岩画中,也能够看到一些原始武术的图像。在一些岩画中,远古的战士们成横列状,右手高举短戈,傲然屹立;还有一些人一手持方盾,一手执两端粗中间细的武器,双腿弯曲呈马步下蹲,生动展现了原始武术的威武形象。
    二、武术的形成
    在原始社会的斗争中,武术虽得以萌芽发展,构成了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还只是处于萌生阶段,还没进入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范畴,因而真正的武术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武术开始从生产活动中分化出来,成为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军事技能,并开始向专门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夏朝还出现了“序”和“校”等以武术为主的教育机构,进行各种武艺的传习和演练。当时的武技多称“手搏”、“手格”、“股肱”等,据《史记》记载:夏王桀就是徒手生擒猛兽的技术能手。
    到了殷商时期,出现了武术训练的重要手段——田猎。当时已处于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田猎不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而是一项具有军事意义的活动。田猎时,将士们驱驰车马、弯弓骑射,进行军事技能训练,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大量关于田猎的记录。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矛、戈、戟、斧、钺、刀、剑等精良兵器开始出现,大大增强了武术的杀伤力。商朝还利用“武舞”来训练士兵、鼓舞士气,形成了四面八方的臣民来殷习武的局面。
    西周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贵族专政,对贵族子弟进行“六艺”训练。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乐”“射”“御”都是与武术有直接关系的训练内容。“射”、“御”分别指射箭和驾驶战车,“乐”则是周朝开国的一种舞蹈,这种舞蹈是在东南西北四方各做四次击刺的动作。这种套路后世称为“打四门”,在后来的武术基础套路和传统套路中也能见到,足见其影响深远。另外,学校还请著名的将帅讲述武术课程,武术文化教育的气象由此萌生,武文化开始成为中国古文明的一部分。
    到了诸侯纷争、列国图霸的春秋战国时期,武术的格斗技能迅速发展。当时,诸侯各国“以兵战为务”,对拳技、臂力、筋骨强壮出众者都很重视。据《管子·小匡》记载:为使齐国强盛,齐国宰相管仲实行兵制改革,责令官兵进行实战性武技训练,凡是民间有拳勇而不报告者按隐匿人才问罪。为了发掘人才,每年春秋两季,齐国都会举行全国性的“角试”,选拔武艺高强的人才充实到军队中去。经过训练的齐军举兵如飞鸟,动兵如闪电,发兵如风雨,前无人敢阻,后无人敢伤,独出独入,如入无人之境,使齐国成为后来的霸主。
    这一时期的武术教学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列子·汤问篇》中就记载了“纪昌学射”的故事,将学射的教、学、效果评估三部曲一气呵成,写就了古代武术教学难能可贵的一页。甘蝇是古时一个著名的射箭高手,他只要一拉开弓,野兽就要伏在地上,飞鸟就要掉下来。甘蝇的弟子飞卫曾向他学射箭,学成之后比师父的本领还高。后来纪昌要拜飞卫为师学射箭。飞卫对纪昌说:“你先要练习不眨眼的本领,有了这个本领再跟我来学。”纪昌回到家,仰面躺在正在织布的织机下,两眼不眨地盯着踏板。就这样一天、两天……两年过后,纪昌终于练好了眼睛不眨的功夫。于是去拜见他师父飞卫。飞卫说:“这还不行,还要学看的本领,要能把小的东西看得很大、很清楚,然后再来找我。”纪昌回到家,在一根牛尾毛捆住一个虱子,挂在窗口上,每天都盯着它看。又是一天、两天、三天……三年过去了,他竟然能把一个虱子看得像车轮一样大。再看其他物体,也都能把它们看得很大。纪昌拿来一张弓,搭上箭,向虱子射去,箭正好从虱子正中间穿过去,而挂虱子的牛毛却没有断。纪昌连忙去找飞卫,飞卫高兴地说:“你学到了射箭的真本领。”
    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军事武艺逐步流入民间,武术技艺开始以个体性为基础向多样化发展。为了提高武术技能,习武者之间比试武艺已经非常普遍并很讲究攻防技巧,打法也出现了进攻、防守、反攻、佯攻等。而且,随着武术的发展及技术日趋完善,从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武术理论也开始形成。
    据《吴越春秋》记载:古代越国就有一位著名的女击剑家,时称“越女”。她不但剑技出众,而且还有一套技击理论。越女认为:剑术看起来似乎浅显而容易,但是其中的道理却深邃而精妙,有门户的开合、阴阳的变化。用剑进行搏斗时,精神要充沛,外表要沉稳,看上去神态安详平和,像一个文静的少女,一经交手才让对手知道自己凶狠如同恶虎。越女的剑术阐明了其中动与静、快与慢、攻与防、虚与实、内与外、逆与顺、呼与吸等矛盾双方的关系,成了技击理论的千古经典,是后代剑法的基本要诀。后人王充曾称赞说:“斗战必胜者,得曲城越女之学也。两敌相遭,一巧一拙,其必胜者有术之家也。”即在打斗中得胜的那一方,必定是得到了越女的武术精髓。
    剑术不仅在春秋战国的战场上发挥着临阵杀敌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是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临阵打仗,还是击剑娱乐,剑术的好坏都关系到格斗者的生死存亡,所以这时的剑术都是非常实用的实战技术,没有半点华而不实之处。在格斗时,往往先以假动作欺骗对方,等到对手开始动作时,自己再动手。不动则已,一动起来就急如闪电,这样虽然是后发制人,却往往抢在对手之前击中对手。庄子曾对剑术评价说:“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由此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就已有较为成熟的技击理论,标志着中国武术体系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
    (本文转载自《中国世界武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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