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钢】学术史视野下的六朝论语学（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37 哲学中国 佚名 参加讨论
《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典之一，不仅贯穿了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过程，而且早已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孔子的思想和由他创立的儒家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后代讲解、阐释和研究《论语》的人甚多，成果层出不穷，从而使《论语》研究成为一科专门的学问。作为专门的学问，论语学可谓源远流长，影响巨大。 先贤时彦虽然对六朝学术史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但对该时期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学，显然既缺乏足够的关注，也缺少深入的研究。在论语学研究史上，两汉是论语学的奠基时期，而六朝则是论语学的成型和成熟时期。完成于该时期的何晏《论语集解》、王弼《论语释疑》、郭象《论语体略》和皇侃《论语义疏》等，使论语学真正进入了学术层面。可以这样说，是产生于六朝的这几部论语学著作，尤其是《论语集解》和《论语义疏》，为我们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唐前论语学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构成论语学研究史的第一个高峰。从历时性说，它们不仅在诠释手法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都表现出了有别于两汉学者的新创。所以周予同说：“关于《论语》的注释，从郑玄注，到何晏《集解》，再到晋(按：“晋”当为“梁”之误)皇侃《论语义疏》，是有变迁的。可以研究这个变动过程，还可以研究后来是如何变成宋学的。”①通过透视从汉儒到六朝学者对《论语》的诠释手法和思路，对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学术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具有独特的意义。 在先秦，甚至在西汉初期，《论语》原本像《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一样，属于先秦诸子类著作之一，但后来在汉代的经学运动中，它由子升经，获得了显赫的地位，从此成为倍受瞩目的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学的雏形是在汉初奠定的。 逮至六朝，时移事易。两汉大一统的局面既已不复存在，与之相伴随的学术的宗经尊儒的风气亦发生了变化。传统汉学的特点和缺点是，专门在经文的训诂章句和名物典章制度方面下功夫，尊经守成，依经立意。最突出的就是严守师法家法，不辨真伪，刻板教条，不注重在内容和义理方面进行挖掘，缺乏创新意识。诚如班固所言：“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艺文志》)张岱年也指出：“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束缚了人们的独立思考，阻塞了探索未知领域的前进道路。除少数学者之外，多数人都缺乏创新精神。在西方近代初期，不打破神学的统治就难以革新；在中国，不打破经学的束缚也难以前进。”② 于是，要想与时代思潮合拍，“打破经学的束缚”，突破保守僵化的汉学格局，就成为六朝学术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论语学研究领域，自然就存在一个怎样理解孔子、如何解释《论语》的问题。正如郑家栋所说：“传统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包含了某种历久弥新的普遍价值和超越智慧，此普遍价值对于医治人们在现时代所遭遇到的困扰仍然具有确定的意义。要把传统中所包含的普遍价值实现于已大大改变了的历史情境之中，这本身就有待于一种创造性的发展。”③ 概括地说，六朝论语学的总特点，就是在承袭汉学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开辟了宋学的先河，从而对儒家思想实行创造性转化。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阐释方法的新变 刘师培指出：“汉儒说经，恪守家法，各有师承，或胶于章句，坚固罕通，即义有同异，亦率曲为附合，不复稍更。然去古未遥，间得周秦古义，且治经崇实，比合事类，详于名物制度，足以审因革而助多闻。”④事实上，在经学史延续到汉末的时候，一些有眼光有识见的学者，就早已敏锐地认识到汉学的弊端及其改变的必要性了。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就说：“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故君子必择师焉。”(《中论·治学》)怎样才能使“大义举而物名从之”呢？这就必须在阐释方法上实现“大义为先，物名为后”的根本性转变。六朝学者主要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的： 第一，打破师法、家法。经学中所谓师法、家法之说，其实并没有多少道理。家法中自有师授徒传，故师法已在家法之中；师法中师之不同，所宗之家亦异，故家法本在师法之内。任何学问，有师承，有家传，本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许多时候并不一定能分得那么清楚。王充指出：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论衡·正说》) 除了像王充这样的理论自觉之外，还有许多学者更注重身体力行。汉末大儒郑玄融合今古文，打破学派森严的壁垒，是对汉儒师法、家法的冲击；何晏编纂《论语集解》，博采众说，更是对师法、家法的超越；皇侃的《论语义疏》则融合三教，已经根本无视师法、家法的存在了。所谓师法、家法，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画地为牢的陋习和门户之见的恶俗。倘是根基正，学风严，倒也不见得有多少弊端。可是从东汉中晚期开始，师法、家法竟连这点儿可怜的作风也丧失殆尽，剩下的就只有“虚说”和“意说”了。师法、家法的这种变异，是六朝论语学新变的先声。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师法、家法的混乱、衰败和变质，无疑又为经学的发展打开了新的缺口，作为它的反动，于是便产生了融合各家而不专主一家的“集解”、“义疏”等经学研究的新形式和新方法。试想，一旦会通诸家因而境界更高、气象更大的“集解”、“义疏”出现之后，先前的那种小家子气的小打小闹的遵师法、守家法的传统，还有谁再去传习呢？师法、家法的自毁长城，不是从反面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可怕的教训和有益的借鉴吗？ 第二，融合今文、古文。在两汉，当今文、古文从最初的不同的书写方式演变为对儒家经典的不同阐释后，今文、古文便成为了两种思想取向大相径庭的学派的区别标志。就对孔子的认识与评价来说，古文经学把孔子看作史学家，而今文经学则将孔子视作政治家。这两种学派对孔子的定位，尽管各有其道理，显然也各有其局限。从其局限性不难看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在思维趋向上，都呈现出非此即彼的简单化倾向。于是，孔子的丰富性被埋没了，剩下的只有单一性；孔子的无限性被斩断了，余留的只有即时性。一句话，活孔子变成了死孔子！怎样把死孔子还原为活孔子，如何把对《论语》的解释从文字的粗浅层次提升到义理的高级层面，就成了摆在学者们面前的一项无法回避的任务，这项任务的实质，就是要在方法论上取得突破，也就是必须实现今文、古文的融合。最初承担这一使命的，是汉末的两个代表人物马融和郑玄。章权才在评价马融的经学特点时说：“马融注经显示了一个特点，就是企图从今古学中、从各家经说中进行超脱，然后通过一定的思想观点，把它们紧紧地糅合在一起。据考，……注《论语》亦兼用《韩诗》说。”⑤ 不妨看看下面两个例子。 《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马融注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 《阳货》：“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马融注曰：“《周南》、《召南》，《国风》之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纲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为，如向墙而立。” 这里的“三纲”、“三统”之说，即是盛行于两汉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学说。把这样典型的今文经学的思想引入《论语》注的事实，已经证明从马融开始，今古文融合的倾向就已经较为明显地出现了。 郑玄的学习经历和他融合今古文的学术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他21岁入太学，师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今文经《京氏易》、《公羊春秋》等；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和《古文尚书》。后经卢植引荐，西入关，师事经学大师马融，治古文经。所以曹聚仁说：“注《论语》，就《鲁论》篇章，参之《齐》、《古》为之注，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是郑注《论语》，兼采今古文也。”⑥ 还有魏代的王肃，在学术上，他是以郑玄经学批判者的身份出现的。王肃遍注群经，不分今文、古文，对各家经义加以综合。贺昌群指出：“王肃为反郑之最力者，肃好贾(逵)马(融)之学，而不好郑，集圣证论以讥短郑玄(《魏志·卷十三·王肃传》)，盖欲超脱汉学繁琐之名物训诂，而返之于义理。”⑦王肃处在玄学盛行时代，玄学家们脱略汉儒形迹而表现出的对经典义理的探究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论语》阐释的思路，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经文的发挥。《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王肃注曰：“怪，怪异也。力，谓若奡荡舟、乌获举千钧之属。乱，谓臣弑君、子弑父。神，谓鬼神之事。或无益于教化，或所不忍言。”王肃不仅对“怪、力、乱、神”的内涵逐一作了具体的说明，更重要的是，他还深刻地揭示了“子不语”的两个重要原因——“或无益于教化，或所不忍言”。了解经文的字面意思并不难，难的是追问经文没有直接说出来的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意思。王肃的这种经外发挥，所起的作用正在于此。 蒋伯潜、蒋祖怡认为：“西汉中世，代子学而兴者为经学，终两汉之世，为‘经学时代’。但一坏于刘歆新学之伪经而启今古之争，再坏于郑玄之混合今古而乱真伪之统，三坏于王肃之作伪书以攻郑学而更失群经之真。”⑧王肃是否为“攻郑学”而“作伪书”，我们可以不论，但他的《论语注》不再拘执于今、古文的园囿，却是事实。 第三，化经验论为本体论。试举一例为证。《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何晏注曰：“言之为益少，故欲无言。”王弼云：“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⑨何氏只在常识上说明“予欲无言”的意思，王氏则从道理上剖析“予欲无言”的根由。前者是经验论的诠释，后者是本体论的俯察。阐释的角度虽然没什么不同，但层次和深度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阐释方法的新变，最终导致了《论语》的被放大与孔子的被拔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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