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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一个道德主义者

二十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加缪的《局外人》,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据说这是学法语的人都得会背诵的一个开头,我没觉得它有多么动人,但它带有一种宗教的味道,读过之后再也无法忘记。   
    我一直在想,我为何这么容易就被加缪征服了,他的魅力究竟在哪里。那时,当我告诉一个上中文系的老同学说,我决定把加缪作为自己第一篇阅读随笔的主题时,他温吞地回应:不错,但是喜欢加缪的人不是很多吗?   
    罗伯特·泽拉塔斯基,和我一样对加缪的魅力之源有兴趣,他的《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是我读过的第四本加缪研究作品。泽氏热爱加缪——我觉得世上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厌恶加缪而去专门写书作研究——他断言,加缪的魅力在于他的观念,他的真诚,他用这本小书“追溯了贯穿加缪一生的‘熟悉的观念’”,因为“极少有作家像他一样,作为一个为他自己的生命、也为我们的生命写作的人,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被《局外人》所迷,被莫尔索打动,是因为觉得莫尔索很酷。我们被教导在一定的场合必须有一定的表达,比如妈妈死了就得哭,得哀悼,而莫尔索却完全不顾那一套。这实在太酷了,哪怕莫尔索后来被处死,他表面上的“冷血”成了一条关键罪名,可愈是如此,我就愈爱他和创造他的加缪。但是,泽拉塔斯基的书提及了《局外人》背后的观念:这篇小说发表于1942年,正是维希时期,法国国内的傀儡政权与纳粹德国一道,残忍迫害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莫尔索不只代表一个叛逆青年,他更是一个被社会孤立的边缘人。   
    道德关怀理应是动人的,但往往十分危险,因为现实中,言说道德常常会陷自己于高调,而遭到一般人反感。加缪的道德立场从莫尔索开始就那么坚决,在泽拉塔斯基看来,书写边缘人、少数人、被孤立的人,让他们发声,倾述他们在无力和困惑之余体验到的真实的生活感受,是加缪一出道就主动担负起的义务。而且,加缪的道德感直接来自他的经验:当1945年法国解放,国内对勾结德国人的“法奸”展开民间大搜捕和审判的时候,加缪又及时地感知到那些“法奸”的孤立位置。颇有才华的反犹记者罗贝尔·布拉西亚克,就是最引人注目的法奸文人之一,加缪鄙视他,但他在申请刀下留人的请愿书上签了名:把自己的道德观贯彻如一。   
    大局、“历史趋势”之类的东西,始终无法动摇加缪的道德观念。泽拉塔斯基说他的道德直抵生命,这有两层意思:第一,所有人的生命他都在意,他认为一个人被剥夺生命是世上最严重的时期,所以他是基于反对死刑的理念要求宽待法奸;第二,他每次言说道德,总是从生命体验出发,从不屈从某些抽象的口号、信条、意识形态。最佳的证明就是后来他对苏联的态度:他一直是左派,并非不信社会能变得更好,但是,当他认定苏联要以一个美好未来的名义任意侵害现在,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他就断然与苏联和亲苏的法国左派决裂。   
    加缪短暂的一生覆盖了从一战、苏联大清洗、二战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而更大的背景则是世界的两极化、美苏的冷战,所以知识分子一直面对站队的压力,你选择站在哪一边,就要放弃自己的道德原则。加缪是屈指可数的哪一边都不站,只听从自己内心的道德的人,所以他在1950年后越来越感到孤独,因为处于冲突之中的人,没有谁会将一个有自己原则的知识分子看作自己人。   
    加缪的名声是在他去世起码三十年之后才恢复的。在冷战格局瓦解后,他光明磊落地捍卫道德之本义、人道之立场,终于受到了肯定。生在这个时代真是有幸,我可以以后见之明清楚地看到加缪和他的朋友及敌人之间孰是孰非。在任何时候,加缪的作品都会是一种清醒的力量,让人内心安定,视野明澈。作者:云也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