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三礼注》的思想史意义(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57 思问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四）其他特点 （1）推重“吉凶宾军嘉”的五礼体系 “五礼”之说，见于《尚书·尧典》（今文《尚书·舜典》）和《尚书·皋陶谟》，前者有云：“同律度量衡，修五礼”，后者有云：“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对此“五礼”历来有两种说法，或云指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级爵制度，此当是依据孟子；或云指“吉凶宾军嘉”的五礼体系，此当是依据《周礼》。 史传汉孔安国《尚书传》于“修五礼”句下云“修吉凶宾军嘉之礼”[205]，于“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句下云“天次秩有礼，当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礼以接之使有常”。[206]对于前者，孔颖达《尚书正义》予以认同[207]。对于后者，孔颖达《尚书正义》引郑玄云：“五礼，天子也，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又引王肃云：“五礼谓王，公，卿，大夫，士。”孔颖达则称：“此无文可据，各以意说耳。”[208] 《史记·五帝本纪》称引《尚书·尧典》“同律度量衡，修五礼”句，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说：“马融曰：‘吉凶宾军嘉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称：“《周礼》‘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祗、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也”。《史记正义》还进一步解释说：“《尚书·尧典》云‘类于上帝’，吉礼也；‘如丧考妣’，凶礼也；‘群后四朝’，宾礼也；《大禹谟》云；‘汝组征’，军礼也；《尧典》云‘女于时’，嘉礼也。”[209] 在《三礼》中最明确地表述“吉凶宾军嘉”五礼体系的则是《周礼》。《周礼·地官·司徒》有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周礼·春官·大宗伯》中又将五礼的功能具体化为“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祗”、“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周礼·春官·序官》“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郑玄注云：“礼谓曲礼五，吉凶宾军嘉，其别三十有六”[210]。在注《大宗伯》职中郑玄又分别析之“吉礼之别有十二”、“凶礼之别有五”、“宾礼之别有八”、“嘉礼之别有六”、“军礼之别有五”，实际上就是按照《周礼》的思路，指明《大宗伯》职所述各种礼仪形式在五礼范围内的细致化。那么对《三礼》的其他篇章出现相关的内容，就可以以此为标准来归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郑玄《三礼注》以《周礼》为核心标准的又一体现。 所以，对于《礼记》，郑玄《三礼目录》言《曲礼》（上下）曰：“以其篇记五礼之事。祭祀之说，吉礼也。丧荒去国之说，凶礼也。致与贡朝会之说，宾礼也。兵车旌鸿之说，军礼也。事长、敬老、执贽、纳女之说，嘉礼也。”《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郑玄注云：“礼有五经，谓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也。莫重于祭，谓以吉礼为首。《大宗伯职》曰：‘以吉凶事邦国鬼神祇’。” 正由于有了《周礼》的五礼体系作为参照系，郑玄对《仪礼》十七篇，也以五礼系统加以分类，在前面引述过的《仪礼目录》中，郑玄以《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公食大夫礼》等“于五礼属嘉礼”，以《士相见礼》、《聘礼》、《觐礼》等“于五礼属宾礼”，以《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等“于五礼属凶礼”，以《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于五礼属吉礼”。 “吉凶宾军嘉”五礼体系的确定，因《周礼》流传而得到广泛认同，又因郑玄以五礼形式裁量《仪礼》十七篇各自归属而进一步明确。于是，在东汉以后各个时代的礼制建设中就作为分类的形式而固定下来。自司马彪《续汉书》以后的历代史书的《礼乐志》或《礼仪志》中所记述，大体都是以“吉凶宾军嘉”的五礼体系来分类的。而汉魏以后历代的礼制建设也大都循此五礼系统的。如西晋荀觊，撰为新礼即冠名《五礼》[211]，南朝齐王俭受诏制定《五礼》[212]，隋朝牛弘奉敕修《五礼》，唐代的《贞观礼》、《显庆礼》以五礼形式制定，宋徽宗政和三年成《五礼新仪》，“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213]，明洪武三年《大明集礼》成，其书以五礼为纲。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东汉郑玄对“吉凶宾军嘉”的五礼体系分类的推重和肯定上来。 （2）以汉制相比拟 正像许多学者所注意到的，比拟汉制是郑玄《三礼注》中比较突出的特点之一[214]，其中包括对《汉律》、《汉礼》的称引，以及对汉官名以及汉代制度的称述。而这些也是承袭自先前注家郑司农的《周礼注》的。例如《周礼·春官叙官》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唐虞历三代，以宗官典国之礼与其祭祀，汉之大常是也。”[215]又如《周礼·春官·典路》“若有大祭祀，则出路，赞驾说。大丧、大宾客亦如之”，郑玄注引郑司农云：“《汉朝上计律》，陈属车于庭。”[216]又如《周礼·秋官·司刺》有“再宥曰过失”，郑玄注引郑司农云：“过失，若今律过失杀人不坐死。”还有同篇“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满八岁，八十岁以上，非手杀人，他皆不坐。”[217]郑玄所称述的汉代制度则亦多仿此。 除了前面我们曾引述的郑玄称引《汉律》、《汉礼》的例证之外，郑玄《三礼注》中也对汉代的官名、制度等多有称述和比拟。其内容本身无非是要证明《三礼》中所记的制度、礼仪等，在汉代或有因袭，或有损益。 首先是《周礼注》。例如，《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赋敛财贿”，其中“一曰邦中之赋”，“九曰币余之赋”，郑玄注云：“玄谓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218]孙诒让《周礼正义》引《汉官仪》云：“算，民年七岁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又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于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以给车马。”孙诒让认为，此即郑玄“所谓算泉或谓之赋者也”[219]。又如，《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之“五曰宽疾”，郑玄注云：“宽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220]对此，孙诒让《周礼正义》说：“周时宽疾不徒舍役，又给养矣。”孙诒让又以“郑玄引汉法者”而引孔广森云：“《汉书高帝纪》如淳注云：‘律，高六尺大而寸已下，为罢癃。’是但以人矲矮者通谓之癃。若有癃疾者，别谓之不可事。其可事者，虽不服戎，犹任城道之役。《食货志》曰：‘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谓癃可事者也。”孙诒让以为：“孔说是也。算卒即《汉书·昭帝纪》之更赋。……此云不算卒即不出更赋。可事半之，谓出更赋之半也。”[221]上述两条例证是郑玄以汉代的赋税制度来对比解释《周礼》所记的赋税制度和保障制度，表明了制度上的历史继承性。 其次是《礼记注》，①《礼记·曲礼下》“君天下曰天子”，郑玄注云：“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222]这显然是指汉代因袭周代的“天子”之称和秦代的“皇帝”之称，同样是一种礼制性的承袭。②《礼记·王制》“狱成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郑玄注云：“正，于周乡师之属，今汉有正平丞，秦所置。”[223]这是在说明官制上的因袭关系。③《礼记·礼器》“因吉土以飨帝于郊”，郑玄注云：“飨帝于郊，以四时所兆，祭于四郊。今汉亦四时迎气，其礼则简。”[224] ④《礼记·明堂位》“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郑玄注云：“汉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谓之桑根车也。”[225] ⑤《礼记·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郑玄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226] 再有，在注《仪礼》时，郑玄多次提到汉代行礼与《仪礼》所记不同的情况。例如，在注《仪礼·乡饮酒礼》“乡饮酒之礼”时，郑玄在引述《周礼·地官》乡大夫之职的“以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三年大比而兴贤者、能者”一段文字后说：“是礼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又说：“今郡国十月行此饮酒礼，以党正‘每岁邦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说，然此篇无正齿位之事。”[227] 对此，胡培翚《仪礼正义》有所说明：“案汉时乡饮酒礼，今不可考。建武时，伏湛奏行乡饮酒礼，遂施行之。《礼仪志》：明帝永平二年，郡国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至郑君盖尚遵而行之，故据所目见以证其相异也。”[228] 接着，郑玄还指出了汉代行乡饮酒礼时服饰上的不同，《仪礼·乡饮酒礼》“乡朝服而谋宾介，皆使能，不宿戒”，郑玄注云：“朝服，冠玄端，缁带，素█，白屦。今郡国行此乡饮酒之礼，玄冠而衣皮弁服，与礼异。”[229]又与上述例证相类似，在注《仪礼·乡射礼》时，郑玄称“今郡国行此礼以季春”[230]，又《仪礼·乡射礼》“主人朝服，乃速宾，宾朝服出迎”，郑玄注云：“戒时玄端。今郡国行此乡射礼，皮弁服，与礼为异。”[231] 又如，《仪礼·聘礼》“又释币于行”郑玄注云：“今时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遗礼乎？”[232] 与此相类，《礼记·祭法》郑玄注有云：“今时民家，或春秋祭祀司命、行神、山神”[233]。胡培翚《仪礼正义》以为“是皆举汉法为况也”[234]。 郑玄《三礼注》中对《汉律》、《汉礼》、以及汉代制度的称引和称述，除了以便于理解古代制度而相比况外，还充分体现出礼仪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袭损益的关系与痕迹。宋儒对郑玄注《三礼》多“以汉制况周制”有所讥评。清儒陈澧明言：“以后代之官况古官，以后代之事况古事，其来远矣。先郑以此法注《周礼》（杜子春亦用此法），后郑因之，所举汉制愈多。”[235]又正如陈澧所说的，唐贾公彦《周礼疏》能发明郑玄此中意义。陈澧概括出其疏语“最精要者”有，称郑玄注“是举今以晓古”（见《周礼·鼓人》“帗舞”注贾疏），又“引汉法为证，……古虽无言，汉亦依古而来”（见《周礼·方相氏》注“天子之椁柏”贾疏），又“周法无文，皆约汉法以况之”（见《周礼·掌节》“符节”“玺节”“旌节”注下贾疏），还有“夷三族，乃乱世接之法，何以解太平制礼之事乎？”（见《周礼·司烜氏》“屋诛”注引郑司农“谓夷三族”下贾疏）[236]通过贾公彦疏的揭示，我们更能体会出郑玄注《三礼》“以汉制况周制”的多重含义。据此，陈澧批评宋儒说：“《困学纪闻》引徐筠《微言》，谓郑注误引汉官以比周官，此徐筠之浅陋，盖未读贾疏忽耳。”[237]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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