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三礼注》的思想史意义(5)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0:10:12 思问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三）称引纬书以注《三礼》 两汉时期，伴随着经学的发展，谶纬之学也悄然兴起。尤其是到了东汉，因光武帝刘秀的信奉和提倡，图谶纬候之学成为一代官学的主流。直至东汉末年，此学依然兴盛。当时的郑玄也深为此学所囿，他在遍注诸经之余，还为纬候之书作注，其与谶纬之学的关系可以想见。如此，在他的《三礼注》中包含纬书方面的内容就是极其自然的了。因而，称引纬书也就成为郑玄《三礼注》的第三个突出特点。 谶纬之学的兴起与秦汉以来神仙方术之学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谶纬之学的兴盛，直接营造出东汉一代特有的学术氛围，使得当时的儒学和经学无不蒙此特色。《后汉书·方术列传》称：“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屆（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善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籙，越登槐鼎之位；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146] 对于谶纬的起源，及其与六经（七经）的关系，历史上多有议论，有上溯到太古至于周代所谓“《河图》、《洛书》”者，也有称到西汉末年哀平时“始闻之”者，说法不一。[147]一般说来，谶是指一些历史性的预言，其起源相对比较早。后来又发展出政治性的隐语。秦汉之际及两汉之间两者都曾大为流行。其所流传下来的记录称为“谶记”，其有图者又称“图谶”。纬是指解释“六经”的文字，与经学的流传有关，形成比较晚。秦汉以来流行的阴阳五行方术神仙等神秘思想依附于经学而流传，造成了谶与纬的合流，也就有了纬书的出现。并且有经谶、谶纬、图纬之名。其依附于诸经而结集成书为《七经谶》或《七纬》则当在西汉末年。王莽时，将图谶与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钟律、月令、兵法等经书典籍相并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并“网罗天下异能之士”，“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从而使谶纬得到了编定整理[148]。到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时[149]，“河洛六艺，篇录已定”，纬书即定型为八十一篇[150]。 正是因为光武帝的信奉和大力提倡，整个东汉时期以图谶纬候之学称名的儒生学者不计其数，《后汉书》记云：“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以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151]《后汉书·儒林列传》、《方术列传》中所记多称显其名，其中博通经学而又兼善谶纬之学者不在少数。另外，一些学者的命运，也因是否善言图谶纬候之学而至于沉浮不同。以郑兴、贾逵、桓谭等人为例，即如范晔之所叹：“郑、贾之学，行乎百年，遂为儒宗。亦图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152] 针对当时图谶纬候之学的兴盛，以桓谭、张衡等为代表的通儒硕生，纷纷表现出反对的态度，“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153]。桓谭以“臣不读谶”并“极言谶纬之非经”来回答光武帝之所问[154]，张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而主张“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155]尹敏称“谶书非圣人所作”[156]。王充的《论衡》、荀悦的《申鉴》也都有非议谶纬的内容。 再有，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汉的文字中，称引纬书已几乎和称引六经一样，十分常见。无论是皇帝的诏书，臣下的奏议、上疏，均多有引用。例如： ①汉明帝中元八年冬十月诏称说“《春秋》图谶所为至谴”[157]。汉章帝元和二年诏书称引《河图》、《尚书璇机钤》和《帝命验》等纬书[158]。 ②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后，张纯乃案《七经谶》、《明堂图》等“欲具奏之”，又张纯上疏称引《乐动声仪》出自《乐纬》[159]。 ③明帝永平元年，樊修与公卿杂定郊外祠堂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160]。又明帝时，曹充言制礼乐而称引《河图括地象》和《尚书璇机钤》等纬书之文[161]。 ④章帝时，韦彪上议称引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出于《孝经纬》[162]。章和间，曹褒受帝命，“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163]。 ⑤和帝永元间，陈宠有言称引《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164] ⑥安帝时，翟酺上疏称引孔子曰：“吐珠于泽，谁能不含”，出自《春秋保乾图》[165]。 ⑦顺帝时，郎顗诣阙拜章和应对中，先后称引《易内传》、《易天人应》、《易飞候》、《易中孚传》、《诗氾历枢》、《易雄雌祕历》、《孝经钩命决》等纬书，又引“孔子曰”，出自《春秋保乾图》[166]。 ⑧延熹时，桓帝特诏刘瑜召问灾咎之征，指事案以经谶以对。[167] ⑨灵帝建宁间，谢弼上封事称引《援神契》[168]。光和元年，杨赐书对灵帝称引《中孚经》出自《易稽览图》，称引《春秋谶》出自《春秋演孔图》，并称引《春秋文曜钩》之文[169]。 以上所列诸条，足见对纬书的重视。而且往往是与《诗》《书》《春秋》《易》等六经文字交互称引[170]，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与六经并列，不可或缺的经典文字了。 郑玄的注经活动就是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下和学术氛围中进行的。对于谶纬，郑玄选择了有所信奉并加以研究的态度。他在《戒子益恩书》中自言四十岁以前“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祕书纬术之奥”[171]，又郑玄晚年曾梦见孔子告之以言，“即寤，以谶合之，知命当终。”[172] 这从就一个方面表明了他对当时流行的谶纬之学的态度。 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郑玄和当时不少的儒者一样，认同纬书为孔子所作的说法。孔颖达《礼记正义·王制》引郑玄《释废疾》说：“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则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如此说法，为一些东汉学者所深信。所谓“孔丘祕经，为汉赤制”的说法很是流行[173]。荀悦《申鉴·俗嫌篇》有云：“世称纬书，仲尼之作也。”[174]刘勰《文心雕龙·正纬》也指出：汉儒以纬书“有命自天，乃称符谶，而八十一篇，皆托孔子。”[175] 由此，我们也可以找到郑玄《三礼注》引纬书的原因所在，即除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影响之外，郑玄自己对纬书的态度，才是他称引纬书注《三礼》的首要因素。其深层意义则在于他完全是从“引经注经”的立场出发，将纬书当作与六经并列而可以互为根据经典文字了，至少是将纬书与《论语》、《孝经》等视为同一档次的经典。这在汉代又是极为普遍和平常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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