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生】东汉原始道教与政治考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09 哲学中国 佚名 参加讨论
原始道教对两汉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有重大影响，且一直处于逐渐上升扩大之势；东汉诸多皇帝，均不同程度地同道教高士有过往来和接触。两汉历史上发生的许多民众骚动事件，都受原始道经影响。本文采取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原始道教徒与东汉政治关系加以探索。 两汉历史上，作为道经《太平经》之原型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及《太平清领书》，曾经发生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注：《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太平清领书》）曾三次被献给皇帝，并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对汉代社会秩序有巨大影响。详见下文。）早在西汉成帝时，以终末论思想为特征的原始道经《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已面世。史载：“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注：《汉书·李寻传》。）《汉书·李寻传》并叙述了该经在齐人甘忠可、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人之间的前后传授谱系。天帝派遣使者下来拯救地上人民，这种思想本身无疑就是一种终末论。及至哀帝时，这部原始道经的奉持者已开始直接干预朝政。其信奉者夏贺良等人向哀帝诡陈：“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注：《汉书·李寻传》。） 这都说明，在成帝以后的西汉时期，原始道经的信奉者们已逐渐干政，希望通过汉朝的“更受命”来解决他们认为即将发生的终末危机。这种思想，到东汉时期不仅更为流行，而且成为原始道教形成的主要思想动力。当力图通过干政而解决终末危机的努力一次次失败以后，原始道教信徒们开始了取而代之的努力。 《后汉书·方术列传》中列举的几十位重要人物中，明显与原始道教思想有关或者本身就是道教高士的人物，所占比例最大。其中与皇帝有较深往来关系或被重用、有较大成就者如许杨（注：许杨是一位通晓水利地质学的方士。《后汉书·方术列传》：“汝南旧有鸿＠①陂，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奏毁败之。建武（光武帝刘秀开国年号，25～56年）中，太守邓晨欲修复其功。闻杨晓水脉，召与议之。……署杨为都水掾，使典其事。杨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樊英、许曼、董扶（注：其事迹见下文。）、左慈、解奴辜、张貂，有著名医学家如郭玉（注：《后汉书·方术列传·郭玉》：“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华佗（注：《后汉书·方术列传·华佗》：“精于方药”，“针灸不过数处”，发明“麻沸散”作为麻醉剂进行外科手术，发明“肠吻合”手术、蛔虫驱除术、“五禽戏”导引术等等。这些发明均是对世界医学史的重大贡献。），养生家泠寿光、唐虞、鲁女生、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气功家徐登、王真、郝孟节等等。这些高士无论对东汉社会还是皇帝均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除了道教高士外，原始道教与汉代皇帝的关系，也通过高士们的频繁献经活动而逐渐加深，这与当时的灾异论政治思想密切相关。《太平经》卷一百二《神人自序出书图服色诀》在回答“今受天师严教深戒之后，宜何时出此止奸伪兴天地道之书乎？”的问题时说：“乙巳而出，以付邮客，而往通之者也。后世岁岁在玄甲乃出之，是天诸甲之首最上旬也，与元气为初，乃以书前后付国家，可以解天地初起以来更相承负之厄会也。”（注：王明：《太平经合校》，459～460页，中华书局，1960。并且强调“将传与能往付者”。《太平经》所谓“后世岁岁在玄甲乃出之，……可以解天地初起以来更相承负之厄会”，却恰巧与三次向皇帝献书的道教信徒的挫折遭遇形成强烈对照，证明当时的统治者不会接受其主张，因而汉朝也就被道教信徒们判为失去了合理性的、不再符合天帝意志的政权，是应天命而当颠覆的对象。这正是张角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的道教政治思想根据。）又按《太平经》卷一百十二《不忘戒长得福诀》：“书当未用，帝王未信也。佞者在侧，书不见理也。灾害并生，民何所止？（注：这些带有失望和抱怨性的说法，也向我们揭示了道教徒发动黄巾大起义，颠覆汉朝统治的宗教化政治理论基础。）太平之书三甲子乃复见理，不如十谏令如耳。”（注：《太平经合校》，582～583页。）按经称“佞者在侧，书不见理”、“害害并生”，显然是指汉桓帝时的情形。考《后汉书·襄楷列传》：“桓帝时，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又比失皇子，灾异尤数。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疏中提到：“臣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书，不合明听”。（注：《后汉书·襄楷列传》。）考之汉史，该经问世以后，自前汉成帝至后汉灵帝的200多年里，曾先后三次被献给皇帝， 其中两次有文字记载的献书活动确实均出现在相隔三甲子（180年）的“乙巳”年：第一次， 当是在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齐人甘忠可上之，不用。第二次，延熹八年（165年）桓帝遣中常侍往苦县祠老子，齐术士襄楷献之于朝廷； 两次之间，尚有一次是在顺帝时，而此时12卷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已更名《太平清领书》，且增至170卷。 事见《后汉书·襄楷列传》：“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盖《太平经》（注：按《后汉书·襄楷列传》章怀注：宫崇所上干吉“神书（《太平清领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中“太平之书三甲子乃复见理”之类内容为桓帝延熹年间献书以后所撰。 从襄楷与朝廷接触的文字记载和他的上疏内容中，可以认定他是原始道教的虔诚信仰者。《后汉书·襄楷列传》有一段内容值得注意：“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太傅举（襄楷）方正，不就。乡里崇之，每太守至，辄致礼请。中平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不至，卒于家。”按灵帝即位是在168年（建宁元年）。灵帝试图征用襄楷， 实际是要接受其思想影响。又按考古发现：立于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 年）的“肥致碑”，较详细地反映了东汉章、和至灵帝时期，著名民间道教人物肥致及其信徒的主要活动，其中可见当时朝廷几代皇帝对待道教高士的态度。碑文曰：“孝章皇帝太岁在丙子（注：“丙子”为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②（＠③）（注：有研究者将此字识作“崩”，似不妥。本文试将其识作“＠③”（通“福”）。如何为妥，尚待进一步考证。）。孝章皇帝。孝和皇帝。孝和皇帝太岁在己丑（注：“己丑”为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②（＠③）。河南梁东安乐肥君之碑。汉掖庭待诏，君讳致，字苌华，梁县人也，其少体自然之恣，长有殊俗之操，常隐居养志。君常舍止枣树上，三年不下，与道逍遥。行成名立，声布海内，群士钦仰，来集如云。时有赤气，著钟连天，及公卿百僚以下，无能消者。诏闻梁枣树上有道人，遣使者以礼娉君。君忠以卫上，翔然来臻，应时发算，除去灾变。拜掖庭待诏，赐钱千万，君让不受诏。以十一月中旬，上思生葵，君却入室，须臾之顷，抱两束葵出。上问君：‘于何所得之？’对曰：‘从蜀郡太守取之。’即驿马问郡。郡上报曰：‘以十一月十五日平旦，赤车使者来发生葵两束。’君神明之验，讥彻玄妙，出窈入冥，变化难识，行数万里，不移日时，浮游八极，休息仙庭。君师魏郡张吴、齐晏子、海上黄渊，赤松子与为友，生号曰真人，世无及者。功臣五大夫雒阳东乡许幼仙，师事肥君，恭敬＠④＠④，解止幼舍，幼从君得度世而去。幼子男建，字孝苌，心慈性孝，常思想神灵。建宁二年（注：“建宁”为灵帝登基年号，二年即169年。）太岁在己酉五月十五日丙午直建，孝苌为君设便坐，朝莫（暮）举门恂恂不敢解殆，敬进肥君，＠⑤顺四时所有，神仙退泰，穆若潜龙，虽欲拜见，道径无从。谨立斯石，以畅虔恭，表述前列，启劝童蒙。其辞曰：赫赫休哉，故神君皇，又有鸿称，升遐见纪，子孙＠⑥予，慕仰弥恃，故刊慈石，达情理愿，时仿佛赐其嘉祉。士仙者大伍公，见西王母昆仑之虚，受仙道。大伍公从弟子五人：田伛、全□中、宋直忌公、毕先风、许先生，皆食石脂，仙而去。”（注：拓片及录文参见《偃师县南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2（9）。 本文引用时对部分碑文识读及断句有改动。）肥致这位“枣树上道人”曾经应皇帝之要求“应时发算，除去灾变”，为其解除灾异，并以方术为皇帝抱出两束生葵，表明当时道教信徒确为皇帝所承认。 由上述史料可见，章、和、灵诸帝对原始道教的高道都曾采取接触和利用的态度。灵帝即位后，对襄楷等原始道教信徒们的某些思想主张，有认可和延用之举；高道肥致，直到灵帝初年仙化之前，一直处于活跃状态，不但大行其道术，且招致许多有相当政治地位的坚定信徒。唯史书均未详载。究其原因，显然与不久即发生的、“颇有其书”（即《太平清领书》）的张角之黄巾起义直接相关。（注：原本《太平经》乃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共同经典。《太平经》在论述以“一师四辅”为核心的神仙谱系结构之后说：“其余公卿有司仙真圣品大夫官等三百六十一，从属三万六千人，部领三十六万，人民则十百千万亿倍也。常使二十四真人密教有心之子，皆录方诸上相，不可具说”。见王明《太平经合校》，6页。从这条文献资料，对照历史记载， 不难发现：张角太平道黄巾起义时的“三十六方（万）”、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在这里都可找到其共同的经典依据。足见《太平经》本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共同经典，盖起初之原始道教乃一体，后逐渐在传播中在不同地域发生适应性演变，始有太平道、五斗米道之分。） 然而灵帝任用道教高士，却使得太平道在朝廷内外拥有一批信徒或追随者（从上述肥致碑文即可见一斑），甚至有人专门为张角打探朝廷情报，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后汉书·皇甫嵩列传》记载：“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素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⑦、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故忠臣刘陶、杨赐等人谏告皇帝，要求对张角等人采取搜捕行动。而朝廷要员中就有暗通张角者，如十中常侍中的封＠⑦、徐奉、张让等人。考之《后汉书》：“（王允）于贼中得中常侍张让宾客书疏，与黄巾交通，允具发其奸，以状闻。灵帝责怒让，让叩头陈谢，竟不能罪之。而让怀协忿怨，以事中允。”（注：《后汉书·王允列传》。）而当“（灵帝）诏使廷尉、侍御史考为张角道者，御史承（张）让等旨，遂污奏（张）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而让等实多与黄巾交通。后中常侍封＠⑦、徐奉事独发觉坐诛，帝因怒诘让等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可为斩未？’皆叩头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帝乃止。”（注：《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灵帝已发现张让等中常侍暗通黄巾，竟未严惩。足见灵帝已因此前与道教高士的正常接触，而放松了对民间道教活动的警惕。（注：关于张让暗通黄巾，按《后汉书·董卓列传》，灵帝崩后，董卓与何进、袁绍等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承宠，浊乱海内。臣闻扬汤止沸，莫若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内食。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人。今臣鸣钟鼓如洛阳，请收让等，以清奸秽。”）事实上，灵帝本人即信道，且一直在与道教徒相交通。因此虽然183 年刘陶等忠臣联名上书说“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主张“宣下明诏，重募角等人，赏以国土”，而灵帝“殊不悟，……明年，张角反乱。”（注：《后汉书·杨赐列传》。按《资治通鉴》，卷五九，《汉纪五十·孝灵皇帝中》：杨赐等上疏请求皇帝尽速搜捕张角等人，而“帝殊不为意，方诏陶次第《春秋条例》。角遂置三十六方”。）直到“中平（184—189年）中，（襄楷）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不至”。（注：《后汉书·襄楷列传》。）可知至到灵帝末年，即使在张角黄巾起义爆发后，亦仍有接近和利用道教高士的举动。似乎皇帝并未将道教的信仰者们整个看作一个威胁自己统治的大教团来对待，中常侍封＠⑦、徐奉、张让，以及“故中常侍王甫、侯览”等交通太平道的做法，或许也是基于同当时皇帝一样的心态。 侍中董扶、太常刘焉于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出离京师、 同赴益州一事，亦颇耐人寻味。按《后汉书·方术列传·董扶传》：“灵帝时，大将军何进荐扶，征拜侍中，甚见器重。扶私谓太常刘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信之，遂求出为益州牧，扶亦为蜀郡属国都尉，相与入蜀。去后一岁，帝崩，天下大乱，乃去官还家。”董扶或与中常侍封＠⑦、徐奉、张让等人一样，均属灵帝时名臣刘陶上疏中所谓“鸟声兽心，私共鸣呼”的一类人物，他们最知汉祚之将尽。《刘陶传》说：“时，巨鹿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陶与奉车都尉松、议郎袁贡另名上疏言之，曰：‘……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四方私言，云角等窃入京师，觇视朝政，鸟声兽心，私共鸣呼。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当初董扶向刘焉示以“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实即劝其尽快离开朝廷，谋求自存自立。这就使刘焉与各地道教起义势力一起在客观上形成与朝廷对峙的格局，从而在事实上使道教在偏远的益州拥有地方势力。再进一步地说，则刘焉亦颇有可能信道，仔细分析其政治行为和有关史料，可见其蛛丝马迹。《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五十二》：“初平二年（公元191年）。 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沛人张鲁，自祖父陵以来世为五斗米道，客居於蜀。鲁母以鬼道常往来焉家，焉乃以鲁为督义司马，以张修为别部司马，与合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阁，杀害汉使。”可见曾在朝廷任太常的刘焉，出任益州牧之后，对已经与皇帝形成敌对关系的道教，不但没有任何抵制态度，反而与其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综观这一时期的汉代社会和政治历史，不难发现，从民间到宫廷，道教活动已具相当规模。“天灾生，人杰出。”（注：东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八月十三日砖铭文字。见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卷一，12页，北京，中国书店1991。）这块汉砖铭文，虽仅六字，却淋漓尽致地向我们揭示出当时社会强烈的危机意识。汉朝皇帝不能按照原始道教的要求进行应天改元，使道教徒自己产生更强烈的使命意识。他们一改过去宣扬的“洪水将出”的末世论预言，而进一步提出了蕴涵强烈救世意义的“黄天”预言，为民众获得拯救提供了系统的宗教化政治思想；“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注：《后汉书·皇甫嵩传》。）这一谶语的提出，就是明证。黄巾起义正式爆发前，太平道用这种神学思想一直在民众中潜行传播，大造“黄”德将兴、太平将至的舆论，而以“甲子”年为期。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灵帝时期，太平道的活动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除了宫廷里的内应人物（如封＠⑦、徐奉、张让等人）、分化朝官并使其与道教建立密切关系（如董扶劝出刘焉而与张鲁、张修等密切合作）外，在各地已形成了主要是以张氏为首的尚黄的道教系统（注：关于原始道教多以“张”姓为首的现象，参见拙文《原始道教三题》，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6）。）： （1）熹平二年（173年）三月一日，天卒（注：按所谓“天卒”即“鬼卒”，为蜀地早期天师道中初学道者之称。《三国志》卷八《张鲁传》：“鲁遂居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鬼兵胡九□□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正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盟）生（注：按所谓“萌（盟）生”，即后来的“ｌù＠⑧生”，为张陵一系“正一盟威之道”的信徒。下文出现的赵广等“萌（盟）生”皆“（诣）受《微经》十二卷”之说，证明当时的“萌（盟）生”，乃是以正式受《微经》十二卷为标志。考《正一法文天师教诫科经·大道家令戒》：“汉世既定，末嗣纵横，民人趣利，强弱忿争，道伤民命，一去难还。故使天授气治民，曰‘新出老君’。言鬼者何人？但畏鬼，不信道。故老授与张道陵为天师，至尊至神，而乃为人之师。汝曹辈足可知之，为尊于天地也。……道以汉安元年五月一日于蜀郡临邛县渠停赤石城，造出《正一盟威之道》与《天地券》，要立二十四治，分布玄、元、始气治民。”）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诣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才。（注：洪适：《米巫祭酒张普题字》，载《隶续》，卷三。此题字的发现地，在今四川省洪雅县境。） （2）熹平二年六月，雒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 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到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张角兄弟起兵于冀州，自号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将帅星布。（注：《后汉书·五行志》。） （3）熹平（172～177年）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 （4）光和（178～183年）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 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注：以上见《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 （5）光和中，国皇星东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状，十余日不见。占曰：“国皇星为内乱，外内有兵丧。”其后黄巾贼张角烧州郡，朝廷遣将讨平，斩首十余万级。（注：《后汉书·天文志》下。） （6）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注：《后汉书·灵帝纪》。） 这些史料都表明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前，经历了在民间进行长期的（至少十余年）隐伏传道的过程，许多人为其所化。并且，张角发动民众的传道活动，“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注：《资治通鉴》，卷五八，《汉纪五十·孝灵皇帝中》。）。后来，因其所传思想导致民众起事对朝廷形成威胁，方受到打击，而后又遇大赦（当在176年四月）。有史料说：“先是，黄巾贼张角等执左道，称大贤，以诳ｙàｏ＠⑨百姓，天下ｑｉǎｎｇ＠⑩负归之。（杨）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讨捕，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注：《后汉书·杨赐列传》。）这里所引《杨赐列传》说张角“诳ｙàｏ＠⑨百姓”招致统治者忧虑的具体时间，可通过考证“赐时在司徒”一句来推定。按《后汉书·灵帝纪》：杨赐取代袁隗拜任司徒的时间，是在熹平五年（176年）十一月丙戌；而其被罢免司徒的时间则是在熹平六年（177年）十二月庚辰。因此可知：最早有文字记载张角及其信徒们受到朝廷打击的传道活动，是在公元176年前，正合上引《典略》“熹平（172～177年）中，妖贼大起”之说。其后，参与者们寻即在熹平“五年（176年）夏四月癸亥，大赦天下”（注：《后汉书·灵帝纪》。）时获免（另可于下面引文里“诏书示以威恩”的说法中窥见此事）。故当忠臣刘陶稍后再次上书皇帝“复陈当今要急八事”，宦官们便一起在皇帝面前谗毁他说：“前张角事发，诏书示以威恩，自此以来，各各改悔。今四方安静，陶疾害圣政，专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缘知？疑陶与贼通情。”（注：《后汉书·刘陶传》。）文中所说的“张角事发”，表明在甲子年（184年）起义前， 张角确曾领导信徒们发动一次较小规模的起义（尽管正史没有明确记载），后遇赦，故宦官们有“今四方安静”之说。 实际上，张角及其信徒们，确如《后汉书·杨赐列传》中刘陶所言，是“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四方安静”的状态，只能表明他们鉴于当时的形势而改变了策略，转入了潜伏发展状态，在从民间到皇宫的各阶层中进行更为深广的传教活动。这种长期的民间传教活动，终于在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为黄巾起义积累了力量。 综上所述，基于其终末论思想，东汉道教经历了从试图影响帝政到谋求取而代之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整个过程之中，原始道教以灾异论为基础的“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以及“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注：《汉书·李寻传》。）之类的末世信仰，始终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姜生 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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