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桑弘羊法治思想探析(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05 中国读史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治理国家确实应该完备严密的立法，这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但桑弘羊所谓的完备立法却“过度”了，他企图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法令范围之内，以致出现了立法的繁多。汉武帝时期出于“外事四夷之功”的需要，武帝就命张汤、赵禹等增订律令，致使汉律篇目达到60篇，字数达“百有余万言”，再加上通过发布大量“令”、“比”无限制地对法律进行补充修正，造成法令内容不统一的情况，从浚许多人钻了法律的空子，致使冤案多多，民怨沸腾：“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附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嘲况且，法律过于繁琐，则百姓根本无法了解，有可能出现违背礼义而犯法的事情，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并不能维护社会公正，只能沦落为一种形式。对此桑弘羊非但没有进行反思，还予以坚决的支持，是我们应当批判的。 3．轻罪重罚。桑弘羊的法治思想可以说是一步一步地深入，渐成系统。首先是法治，其次要有完备的立法，最后又提出立法不仅要多，还要严，即实行重刑主义，轻罪重罚。这是桑弘羊对商鞅重刑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为这也是治理国家、统治百姓所不可缺少的：“今驰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罚罪之轻也”H；“千仞之高，人不轻凌，千钧之重，人不轻举。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枷，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故轻之为重，浅之为深，有缘而然。法之微者，固非众人之所知也。”其中“盗马者死”等语是当时律令中原有的条文，桑弘羊认为非常符合其重刑观念，所以特别将它提出来。桑弘羊轻罪重罚的思想还表现在他对株连之法的赞同，他认为实行株连之法非常必要：“夫负千钧之重，以登无极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临不测之渊，虽有庆忌之捷、贲育之勇，莫不震慑悼栗者，知坠则身首肝脑涂山石也。故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灼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彼以知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惧而为善。”嗍就是说实行株连，那么一些强悍的不轨之徒必然会因害怕累及父兄而有所收敛，甚至改而从善。 株连之法是最为残酷的法令之一，桑弘羊对株连法的赞同表现了其法治思想中残酷的一面。而且轻罪重罚，“以刑止刑”思想的极端贯彻必然会伴随巨大的破坏性，实施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甚至出现“法逾滋而奸逾炽”的现象。因为社会的治理不仅仅是社会层面的问题，更与人紧密联系，如果法不考虑人的因素，不合乎人道，而仅仅单纯依靠它的强制性去治理社会，那么失败则是必然之事。 三、桑弘羊法治思想的特点及其启示 桑弘羊的法治思想基本上是继承了先秦法家，主要是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但二者相比，仍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不同。 首先，在赏罚问题上，先秦法家比桑弘羊作得似乎更好一些，赏罚比较分明，如商鞅在推行农战政策时虽然强调重罚，但同时也主张重赏。这与商鞅时代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体制尚未建立、君主专制尚未达到极端的程度似乎不无关系。但汉武帝时期赏赐和刑罚都非常混乱，赏不足以劝善，罚不足以惩恶，这可能缘于其时君主专制体制已基本建立，君主意志决定一切，法只能置于君主的意志之下，因而主观性更强。 其次，先秦法家之法尚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主张“法离人主的意志、离执法的官吏而独立；官吏只有在法的明白规定范围内，能行使自己的职权，一离开法的明白规定，或对法的文字稍有所曲伸，即同在诛戮之列”。法令皆副置：一幅天子殿中……一幅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剽禁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响而武帝时期的“法”却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史载杜周“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日，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日：‘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就把法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完全否定了。如果说先秦法家严酷的法治尚有一定原则的话，那么桑弘羊心目中的“法治”则无任何相对客观的原则。 此外，先秦法家虽重“法治”而轻“德治”，但由于中国早期的“法”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体上都出自于“礼”，因此商鞅、韩非等都没有完全排除道德教化在“法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商、韩的“法治”还不像桑弘羊的“法治”那样“刚硬”和严酷。在桑弘羊的思想中专制君主始终高于法令，法令作用的发挥始终要受制于君主的个人意志。 总而言之，桑弘羊的法治思想及其实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它保证了盐铁官营政策的顺利推行，尤其是有利于加强君主的专制统治，所以为以后历代王朝统治者所借鉴。对今天来讲，值得我们借鉴的是要重视法治在治理国家上的作用，争取使人人能够知法守法。但对桑弘羊法治思想的局限性，我们也要警惕，尤其是其法令的过繁、过严，缺乏公正性，过多强调君主的意志，这样的法必然会导致法的绝对化，使法成为统治者的工具而不是“治”的工具，自然不能达到治理的目的。社会的治理、国家的治理不是单纯的“法”的建设，还包括道德建设，即德治，否定了德治，法治最终会形而无实。(作者：党会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