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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古文经学之争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欲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穀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直至郑学起,经今古文才。趋近混于一同。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
    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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