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及思想史上，在不断衍生的历史误解中，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由董仲舒提出并倡导的。另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甚至就被认为是董仲舒政治哲学乃至全部学术的核心和精要。于是，董仲舒便始终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韬略果真仅仅来源于一介儒生的“对册”建议吗？
儒学的“大一统”之说，起源于《春秋公羊传》。《春秋经》开篇的第一句话是：“元年，春，王正月。”对此，《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的解释是：“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第一次提出了所谓“大一统”的概念。按《汉书·王吉传》的说法：“《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汉书·王贡两龚鲍传》）“风”指风气、教化、习俗，“贯”指连贯、穿通或习惯。显然，“大一统”已包含了国家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统一。
《汉书·董仲舒传》的“天人三策”记载了董仲舒关于“大一统”问题的全部表述。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著名的文字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曾又牵扯出一个著名的“罢”、“尊”学案来。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十分坚信，“大一统”是“天”——这个宇宙总体的基本法则，同时，也是历史演进的普遍规律。因此，尘世生活也得依据天的律则来实施“大一统”。在人事伦常世界里，首先应该是一统于“天”，即所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然后，则应该是一统于“王”，即要求“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民逆，则民有逆命。”（《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又，“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春秋繁露·立元神》）这似乎就是“大一统”思想的基本原理。
然而，更为实质、更有意义或真正能够在现实的政治、文化、社会层面上生发出重大历史影响的，则应该是董仲舒由此所倡导的儒学官学化、体制化运动。一方面，董仲舒交代了自己时代的社会大背景及所存在的问题：“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然要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结果只能是君上无法获得一种统一的精神武器来行施教化之务；主导意识形态如果不尽早确立，形成“法制数变”的情势，那么，肯定要使人民百姓无所适从，而在心理观念上失去一种确定感和归宿感。
另一方面，董仲舒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与要求：“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之术”指自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按董仲舒的理解，“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之外的学问应该一概视为“邪辟之说”。而“邪辟之说”在帝国的意识形态建构中，是必须予以“灭息”的，对于它们，要“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的根本目的。
这里，最容易引起误会的就是董仲舒试图让所谓的“邪辟之说”基本“灭息”掉，希望皇上对它们“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如何理解这几个关键性的文字，是澄清董仲舒“儒学国教化”学案的要害所在。后人几乎一直都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表述董仲舒的对册建议，并把汉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儒学专制、百家禁锢的罪过全都加在了董仲舒的头上。
近世的梁启超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就曾坚持以为：“董仲舒对策贤良，请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自兹以往，儒学之尊严，迥绝百流”。而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说：“儒学统一云者，他学销沉之义也。”“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皆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术之大不幸也。”所以说，“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