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2)
http://www.newdu.com 2024/09/20 07:09:58 历史中国 佚名 参加讨论
| 明末福建理学家林希元已清醒地认识到朱子的祠祭之法和宗子之制并不适应新兴家族组织的发展趋势，故提出一些变革措施。他在自家的家谱《家训》中曰： 一、文公《家礼》，祠堂设立四龛，奉祀上至高祖。今宗法不立，无以统御族人，约束子孙。恐五世之后，高祖亲尽，当祧小宗之子孙各奉祀其先，不复有事于祠堂。今议：以有家之始之人或仕宦起家之人为始祖，百世不迁；高祖以上，亲尽则祧，藏主于别龛。 一、文公《家礼》，……以就居室奠献可也。然人家祠堂，有不在居室之东者，如岭下之叶，前街之李，其祠堂皆在族属聚居之中，去居室隔远。其当祭之人，又有散居四方，去祠堂四五十里者。今宗子之法不立，或宗子贫穷不能自立，或流移四方，无正寝可容祭祀。若沿出就正寝之文，非室碍乎？故今定祠堂之制，内作寝室二架，界为五间，以容五龛。[9] 由于不立宗子，程朱所设定的大小宗之别就不复存在。宗祠之祭也就不必固守“五世则迁”之法。而既然“无正寝可容祭祀”，自设祠堂也就顺理成章[10]，故建祠祭祖也就无贵贱之别了。明清东南纷纷出现了祭始祖的大宗祠和祭支祖的小宗祠。对于这种变异，清初屈大均可谓是一语道破天机：“今天下宗之制不可复，大率有族而无宗。宗废故宜重族，族乱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孙以为归一家以为根本，仁孝之道繇是而生。”[11]只要儒家以孝悌为内核的“慎宗追远”传统（体）能得以沿续，宗子制亦只是权变之制（用），它并不必然导致家族血缘关系的弱化。总之，东南家族立家庙之制的变迁，与理学家的积极参与建构不无关系。而东南的士绅们也能活用“有常理无常形”的精神，将理学的宗法伦理规范纳入建祠的实践之中。 作为家族的中心，祠堂除作为全族祭祀先祖的场所外，也是族众修习礼仪及道德伦理的地方。东南家族的祠祭仪式就充分体现出程朱一派的孝敬精神和端肃风范，如《晋邑青阳庄氏续修族谱凡例》规定：“祭祀祖先所以寓报本追远之意，务在孝敬以以尽其诚，临祭之时，当正衣冠，如祖考之在上，无得嬉笑对语、离席自便与夫跛倚欠伸哕噫嚏咳一切失容不恭。凡子孙者切宜戒诸。”这种祭祖礼仪在东南族谱中常能看到。在谒祠堂之后，族众一般要在堂中接受伦理训诫。如《浦江郑氏义门规范》载： 朔望，家长率众在谒祠堂毕，出坐堂上，男女分立堂下，击鼓二十四声，令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凡为子者，必孝其亲；为妻者，必敬其夫；为兄者，必爱其弟；为弟者，必恭其兄。听！听！听！毋徇私，以妨大义；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纵奢侈，以干天刑；毋用妇言，以间和气；毋为横非，以扰门庭；毋耽曲糵，以乱厥性。有一于此，既损尔德，复隳尔胤。睠兹祖训，实系废兴。言之再三，尔宜深戒。听！听！听！”众皆一揖，分东西行而坐。复令子弟敬诵孝弟故实一过，会揖而退。[12] 族众能否遵行这些伦理准则，不得而知。但每月耳濡二次，总会有所影响。另按宋儒的规定，宗子主祠祭，自当为族众之师表。坚守宗子制的家族，一般都相当重视宗子的伦理教育，使其德性足为一族取则。祠堂常成为对宗子的教化或劝戒之所，《余姚江南徐氏宗范》曰：“宗子上承宗祀，下表宗族，大家不可不立。……（宗子）或不肖，姑放之家庙，而时提撕之。待其怨艾自修，然后复立子，若太甲之于桐宫也。此则暂依张横渠之说，旁求次支之贤者为之。庶家众知所统，宗祀有承也。”[13]正如明清社会经济史家郑振满先生所强调的，通过祠堂这个教化之所，理学的宗法伦理精神逐渐走向庶民化。[14]祠堂其实就是理学宗法伦理精神的一种凝固化的载体。 三、理学与东南家族族谱之修纂 同建祠祭祖一样，修谱也是东南家族组织进行自我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族谱是家族形成和发展的文字见证，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重要精神纽带，也寄托着外迁族人寻祖追根的慎终情怀。宋元以来，随着家族势力在东南地区的扩张，家族的修谱活动相当频繁。与唐以前不同的是，这些家族修谱并非意在别流品、备选举、通婚姻，而是希望通过修谱来强化对族众的宗法伦理驯化，实现尊祖、敬宗、睦族、收族，甚至是有效控制族众的目的。 东南家族的修谱的兴起，毫无疑问也受到理学家和官僚士大夫们积极倡导的影响[15]。理学家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修谱的意义。如宋张载强调了“明谱系”对维系血缘宗法乃至收摄天下人心的功用：“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16]明初理学名臣宋濂亦强调谱谍对于辨明本源、维系宗法的功用：“三代以前，姓氏析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分贵贱，姓所以别婚姻。三代之后，氏姓合而为一，皆用之辩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历世逾久，方策之所载者纷乱难明，以致受姓命氏者或失其本真。至于地望之表则尤工！流转靡常，莫从辨定。而黠者唯慕其华显为之宗。所幸纂修之家各自为书以志之。氏族之学因藉之而弗坠。”[17]方孝孺更将修谱同孝道联系起来：“尊亲之次莫过于重谱，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闾巷之间而尽同宇之内，察统系之异同，辩传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涣散，敦亲睦，非有谱焉以列之不可也。”[18]而明中叶理学家张岳曾作《原谱》一文，更深入地阐述了家谱与宗法的关系，认为宗虽已易，但“祖将忘而不遂忘，族将散而不至于遂散者，由谱之力也。其法实与宗法相表里”，“盖宗乃见于行事之谱，谱乃存于记载之宗。谱非宗不行，宗非谱不著。知乎此，则可与言作谱之意而崇孝敬之实矣”。他甚至称谱是道的精神的具体体现，以为“天下之道，本诸身而施之首于家。谱之作，所以崇孝敬，广恩爱，系人心，而敦薄俗也。……道之始于家者，殆亦因谱有助矣。故知乎此，则可以与言作谱之意，而隆孝爱之实矣。”[19]对谱在家族中的作用可谓推崇倍至。 上述理学家所倡导的敬宗收族、慎终追远的文化理念，构成了东南民间家族修纂族谱的基本原则。这可以从族谱中的修谱凡例及家法族规中体现出来。凡例和族规大都倡导以孝敬为先，明宗支嫡庶，以维系家族内部纵向的等级关系和宗亲房支之间的团结。同时也重视继嗣，以维护家族血缘的正统性，防止血缘乱宗现象的发生。如《闽泉吴兴分派卿田尤氏族谱》特例《不书五例》（作于元）：“一、不道。谓悖逆大故，忘亲害事，致覆祖宗，伤害风化者，削籍不书。二、乱伦。谓子烝父妾，兄收弟妇，弟纳兄妻，男女无别，人所讳言者，削名不书。三、乱宗。谓本宗有应继子孙，不肯受立，而养异姓，招赘婿以乱宗支，据法不书。四、绝义。谓出承人后，赘冒人姓，日改代更，遂忘丘首，及妇人改节，与庙绝者，据义不书。五、辱先。谓为僧道，为尼祝，为巫娼，为娼妓，为伶优，为奴隶，为穿窬，及趋奉异教者，皆削不书。”透过这些可操作性的文化规范，理学的内在文化精神逐渐外化为东南族众的行为选择模式。 其次，宋明的理学家也参与东南家族族谱修纂的实践。他们常为福建的宗族族谱写序言、赞词、跋语、诗句等，将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渗透于其中。如杨时为《周氏谱牒》作诗曰：“奉观先牒起遐思，南北家乘续旧文。一脉祖孙无异性，千年昭穆似同时。春秋共凛蒸尝义，金石犹存训诰辞。惟愿族人崇孝敬，莫将身世负师。”[20]胡宏为浦城《詹氏族谱》作序云：“余谓世有令德，故其蕃衍盛大如此。所谓博厚而高明，高明而悠久，讵不信然。”[21]。朱熹则为福建众多家族写过序文。如他为福建闽清“梅溪千古两先生，棣萼一堂双理学”的陈旸、陈祥道的家族所写的序文，叙述了宗法制的源起及谱谍兴起的缘由，以为“谱存而宗可考，是故君子重也。……但人情以君子之泽，五世而软，一经流远，视若途人。然昭穆既明，本源自辨，后有作者，果能追念前由，无忘厥祖，披图按籍，孝思勃生，则勉旃下怠，庶光前业已。”[22]对谱谍的伦理整合之功寄以厚望。最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为陈旸家族所作之长序。王氏对于陈君坚修宗谱“思欲矫世俗之弊，溯本穷源，合陈姓而一”之举赞赏有加，期许陈姓之族能“拔出浇漓之俗，挽回淳朴之风，使族之人，各自其身推及其父，自其父推及其祖，自其祖推及于曾祖，于其高祖，而之于无穷焉!……亲之于疏，思如何而敦睦之；近之于远，思如何而时会之；富之于贫，思如何而周恤之；贵之于贱，思如何而维持之；智之于愚，贤之于不肖，思如何而劝勉之。始见好恶相同，忧乐相共，音问相通，声势相倚，纪纲相扶，有无相济，出入相友，会遇相揖，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农耒相资，商贾相合，水火盗贼相顾，疾病相恤，婚姻死丧相助，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大不欺小，一家之中，和气周流，仁风滂沛，上无愧于祖宗，又上无愧于天地矣”[23]王阳明其实把家族看成是实践儒家大同社会的一个缩影了。 一些理学家甚至亲自参与本族修谱的修纂，以及家礼或家训的制订。如闽张岳就为宗族修过宗谱[24]，林希元除编同安本家林氏族谱外，并作了《家训》以教训族人。广东理学家黄佐更是参照了朱子家礼、陆氏家训、吕氏宗法、白沙陈氏、义门郑氏家范等范本，编了著名的《泰泉家礼》，凡六卷，首举乡礼纲领，欲立教以家达乡，明伦以亲及疏，敬身以中制外，冠婚以下四礼为次；然后是举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等五事，末以士相见礼及投壶礼为一卷相附。《泰泉家礼》被明清广东及闽西南的众多家族收入族谱之中。而明清糅杂着血缘和地缘关系组成的乡族组织，更是借助理学家等编的家礼、家训等以强化地方的文化认同，达到控制地方社会的目的。如《泰泉家礼》所录的乡约誓词，就强调同约之乡人当“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发誓“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恰是透过族谱中的家训或家礼，宋明理学家进一步实现了“礼下庶人”的教化理想。 东南的福建家族在修族谱时，也热衷于将理学家或其他有名士大夫的文字冠于卷首以示夸耀，甚至有不少族谱常有假托和伪照理学家的序文者[25]。此外，有些家族为了提高其社会的声望和地位，常采取联宗统谱的方式，冠冕堂皇地与同姓的家族互认宗亲。一些颇具影响的理学家因此被纳入另个同姓家族族谱世系之中。如清康熙年间，福建安溪出个“理学名臣”李光地，福建其他地方的李姓家族皆引以为豪。于是许多李姓家族纷纷请李光地为族谱撰词作序。汀州的李氏士绅甚至跑至北京同李光地认宗亲，视之为同一血缘，李光地亦滿心欢喜地为其族谱作序。当理学家利用家族组织（如家族教育）来传播其价值理念之际，家族组织也自觉地在借用理学文章以装点家族的门面。当然，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理学文化对东南基层社针的强力渗透作用。 总之，理学家及信奉理学的士大夫们，通过其所拥有的文化象征资源，已深入地推动了东南基层社会的文化整合，促成了东南庶民化的儒家文化网络的确立和联结。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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