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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介绍


    理学,或称道学,亦称义理之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通称。理学,以宋儒论学多言天地万物之理而名。道学,以当时流行称谓、且《宋史》有《道学传》而名。又因其始兴于宋代,又称宋学,与汉学相对。理学分两大流派:一称程朱理学,以 “二程”(程颢、程颐兄弟)、朱熹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一称陆王心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强调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今人又有三派之说:气本论一派,以张载为代表;理本论一派,以程朱为代表;心本论一派,以陆王为代表。理学各派宗旨各异,对“本体论”、“自然哲学”、“心性伦理”和“政教方案”等方面的研究也各有侧重。理学,则概括了宋元明儒学之共总特点。
    理学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也有按地位、名望称号濂学、洛学、关学、闽学、青田学、姚江学等。
    第一 宋学兴起
    宋学指宋代(包括元明)的理学派别,同“汉学”相对,注重“性命义理”之学。派别甚多,重要的有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派,叶適的永嘉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各学派之间学术分争不断。宋学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宋学是北宋以后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表现。北宋结束了自唐未农民起义以来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经济、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为巩固封建政权,封建统治阶段需要一种维护统一的理想武器,理学便应运而生了。
    理学又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结果,是以儒学理想为基础,兼容批判佛、道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学。唐中后期,一些名儒举起批判佛教的旗帜,力图全面恢复儒家的权威。如韩愈作《原道》提出“道统说”,李翱提出“复性说”,这些思想为理学的产生开了端序。北宋以后,随着佛教理论的日益衰落,形成了广泛的新儒学运动。范仲淹等政治改革家,竭力提倡儒家学说;欧阳修等学者,主张从儒家仁义学说上否定佛教;宋初的胡瑗、孙复、石介开始从理论上探讨理学,他们以儒家经典著作为依据,提倡道德性命之学,发展了韩愈的“道统说”。随着儒家批判并融合佛、道思想的展开,到北宋中期,理学思潮逐步形成,并占主导地位。当时,宋代理学主要有北宋的濂派、关派、洛派以及南宋的闽派和象山学派。
    第二    理学奠基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的思想揭开了理学的序幕,而北宋中期的周教颐、邵雍、张载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理学的基本范畴,从而为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胡瑗提倡“明体达用”,主张把儒家经典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据;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为统一的封建国家作论证;石介倡言“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他们的思想揭开了理学的序幕。
    周敦颐(1017-1073),北宋哲学家,理学奠基者。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后人称其为濂溪先生。主要哲学著作有《太极图说》、《通书》等。
    周孰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依托道士陈抟的《先天图》而作《太极图说》,提出一个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生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认为“诚”是由“太极”派生出来的阳气的体现,是“纯粹至善”的,因而以“诚”为内容的人类本然之性亦是完善的。他宣传“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进而提出“主静”、“无欲”的道德修养论,认为人们只要通过学习和修养,能够“自易其恶,恢复善性,”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都不违背封建的仁义礼智。他提出的太极、理、气、性、命等,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
    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理学奠基者,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其弟子多为关中人,故其学派被称为“关学”。主要著作有《正蒙》、《经学理窟》、《易说》、《横渠易说》、《文集》等。熙宁三年张载因其弟张戬反对新法,得罪王安石,深感不安,辞官回乡,隐居横梁。隐居横梁期间,是张载治学上最有成就的时期。张载自述其志曰:“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间,不仅加深研读《六经》,而且还把自己一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整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集其思想之精华的《正蒙》就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对理学发展和完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气”处于永恒运动中,“气焕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由气所构成的任何事物都是阴阳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指出“一物两体”,认为事物总是“有两则有一”,“若一则有两”,存在的对立矛盾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内在原因,批驳了佛道二家的唯心主义观点。认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解”,即倾向于矛盾的调和。发挥儒家仁孝道德观念并同“天人合一”思想相接合,提出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所生,性同一源,本无阻隔。在人性学说上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对立的命题,在教育上强调“学以变化气质”。认识论上,认为“有物则有感”,“因物为心”,即知识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认识来源于外界事物;认为认识分为“见闻之知”、“德性之知”,“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邵雍(1011-1077)北宋哲学家,理学奠基人,字尧夫,谥康节。幼年随父徙居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于苏门山百源之上,世称百源先生。著作有《皇极经世》、《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等。
    邵雍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亦即“道”、“心”。认为“太极”是不动的,太极显发而有变化的功能,于是生出数、象和器来,说“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之变,复归于神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是按照“先天象数”的图式展开的,以为人类社会已盛极而衰;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出发,提出了“皇、帝、王、霸”四个时期的历史退化论。
    第三  二程洛学
    洛学一般说来是指以北宋儒家学者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学派,因二程是洛阳人所以称为洛学,又称“伊洛之学”。
    程颢(1032-1085),北宋哲学家,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河南洛阳人,著作有《定性书》、《识仁篇》等。程颢认为“良知乃出于天,故明心可见性”,主张“识仁”,而以“诚敬”存之,并须身体力行从实际生活中去验证真理。
    程颐(1033-1107)字正叔,河南洛阳人,学者称为伊川先生,著作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等。程颐主张“涵养须用敬,格物在致和”,敬即专一,不怠惰,格物即窮究事物之原理。
    二程的理学体系包括天理论、人性论和修养论三个主要方面。二程之学以“理”(“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把“天理”提升为宇宙本体,把儒家的“天人合一”用“天人一理”表达出来,把全部学说都建立在“天理”的基础上,开创了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二程对“理”的提升是以理、气、道、气关系为基础的。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各自的理,而世界万物又有一个共同的理。这个理便是宇宙的总根源,它无穷无尽,无始无终,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理是气之所本,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唯一的世界本论。“理”不仅是自然界的本原和主宰,而且本身就具有伦理道德的属性,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总和。人性论方面,二程提出“性即理”,认为人的内在道德本性就是天理,用“性”把形而上层面的理与形而下层面的气贯穿起来。二程的“性即理”说包括性与理、性与气、与才的关系,以及论仁几个方面。二程的修养论包括定性、主敬和格物致知等几个方面。程颢主张“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而达而到这一境界,首先要“定性”。“定性”就是认识和体现自己的本心和本性,通过定性达到的是“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仁的境界。达到这一境界后,还要加以存养,以保持这种心态,故而提出“主敬”,特别提出“格物致知”来作为穷理的方法。二程“洛学”的思想核心,就是弘扬孔孟儒学的精神,强调道德原则对个人社会的意义,注重内心和精神修养。二程在经学上除注重《周易》、《春秋》外,还特别注重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治经方法上,强调“独见”、“自得”,重视“经”与“道”的关系,主张“知道”、“求道”。
    二程创立洛学后,培养了大量弟子,其弟子遍布中原、河东、蜀中、关中、闽赣、吴越、湖湘等地,在众多弟子中以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最为有名。理学内部形成程朱、陆王、湖湘诸派,其中“洛学与闽学”结合的程朱学派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哲学中的正统学派,其思想成为官方统治思想。
    第四  朱熹闽学
    闽学指以宋代朱熹为首的理学学派,因朱熹曾侨寓并讲学于福建故称其学派为闽学。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字仲晦),号晦庵 (又号称晦翁),别称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南剑州无溪(今属福建)。随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专心学习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
    朱熹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气”两个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又断言“理在先,气在后”,“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把“一理和万理”看作“理一分殊”的关系。提出“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事物“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发挥《大学》“格物致知”思想,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穷理愈多而知之愈广。在认识来源上,既讲人生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强调“知先行后”,又认为“知行相须”,注重行在认识中的重要性。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在经学方面,朱熹有许多著作,其一生著述极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见下表:
    《易》:    《周易本义》、《易启蒙学》、《蓍卦考误》、《易传》、《古易音训》、《损益象说》、《易答问》、《朱文公易说》
    《书》:    《书古经》、《书传辑说》、《古说》、《文公书说》、《书经问答》
    《礼》:    《仪礼经传通解》、《仪礼经传图解》、《朱子井田谱》、《礼记辩》、《仪礼经传通解续》、《朱子礼纂》
    《孝经》    :《孝经刊识》、《孝经存异》
    《四书》:    《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辩》、《四书者训》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朱熹在理学发展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构筑了一个博大而严密的理学体系;二、奠定了理学的传授道统;三、兼收并蓄、承前启后,从大量重要的著述完成宋代的学术范型,他的《四书》、《五经》思想是汉代以后儒学经典解释学的又一次高峰。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合为四子书,从而取代了五经的权威地位。他的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
    第五  浙东学派
    浙东学派是指宋理学中以浙东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学派,包括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其中,金华学派首倡经世致用,力主调和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之争,但其偏向心学;永嘉、永康两派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命理,更强调“事功之学”的重要。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浙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金华学派主要代表。乾淳间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曾邀集“鹅湖之会”,试图调和朱(熹)陆(九渊)关于哲学思想的争执。著有《东莱集》、《大事记》、《文海》、《吕氏家塾读书记》、《东莱左传博议》,编有《宋文鉴》、《古文关键》等。
    吕祖谦的学术思想“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宋远学案、东莱学案》),因而有包容的特色。为学兼取朱陆之长,同时接受永嘉、永康学派经世致用思想,被朱熹视为“杂博”。其哲学思想继承程颢“心便是天”之说,认为“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乌可求哉!心用气而荡,气由心而出”,心即天即神,宇宙万物及其交化不能存于心外,其思想与陆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相类。认识方法取朱熹以“穷理”为本的“格物致知”说。教育上提倡“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主张“明理躬行”,治经史以致用。在历史研究方面发扬了中原文献之学。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学者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人,永康学派代表,著有《龙川文集》、《龙川词》。
    陈亮在文学、历史、哲学、政论诸方面皆有成就,提倡注重事业功利有补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道”离不开具体事物,“天道非生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不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其道,认为道常行于事间者,须在具体事物中认识。强调“行”对“道”的作用,批评理学家只讲主观动机而空谈“道德性命”。主张“古今并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反对朱熹的三代以下天地人心日益退化的观点。
    陈亮的学说在当时被看成“异说”,他的思想产生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联系,但其思想有进步意义,对后世的思想家起了积极作用。
    叶适(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今浙江)人,学者称水心先生,永嘉学派的代表。著有《习学语言》、《水心先生文集》、《别集》等。
    叶适主张“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强调“道”存在于事物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存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是气的表现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两不同”等关于事物统一的命题。认为“道”不能离开物,认识“道”就必须对各种事物进行详尽的考察。反对性理空谈。对理学家“无极”、“太极”等学说进行了批判。
    第六  陆氏心学
    南宋时,正当朱熹把理奉为最高哲学范畴时,心学创始人陆象山提倡“心即理”学说。针对朱派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提出“发明本心”、“求其放心”的“简易”“直接”的主张。陆九渊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提倡自作主宰,建立了初步的心学体系,开创了理学中的心学派。在“太极”、“无极”问题上和朱熹进行了长期辨论。到明代王守仁,继承发扬了陆九渊的学说,进一步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以吾心之良知为天理,完成了心学体系,称陆王学派。
    陆九渊(1139-1193),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子静,号存斋、抚州金溪(今江西)人,因曾讲学于江西贵溪象山,故学者称其为象山先生。著作由其子陆持之编为《象山先生全集》。其弟子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有傅梦泉、杨简、袁燮、舒璘、沈焕。
    陆九渊以“心即理”为其思想核心。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唯一的实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心”和“理”是永久不变的人的先验的道德意识,没有差异,“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然此心此理,万世揆也”,“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本心”即是仁义礼智之心,是善,是人心之理和宇宙之理。提出“立大”、“知本”、“发明本心”。在认识问题上提出反省内求的“简易”、“直捷”的方法。认为“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人孰无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贼之身,放失之身。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陆九渊用“心学”来论证封建纲常的合理性,试图证明封建道德教条的永恒性,不变性。
    第七  元代理学
    元朝通过灭辽、南宋,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元朝在实现大统一的过程中以及在实现大统一之后,都推行汉化政策,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封建化,而且注重吸收汉族儒学为主的思想文化。通过推行汉化政策,尊崇儒学,巩固了政权和大统一的局面,同时促进了儒学的承续和发展。元代,理学被尊崇、传播,并上升为官方学术地位,不仅是统治者政治上的考虑,还有赖于理学家的提倡与努力。这些人以儒家传统的“道”自任,并积极地以此去影响统治者,其中,赵复、许衡起的作用最大。
    赵复,生卒年月不详。字仁甫,湖北德安人,学者称江汉先生。著作有《传道图》、《师友图》、《希贤录》、《伊洛发挥》等。赵复在元朝南下攻取德安时被俘,姚枢送其到燕京,后赵复在元朝建立的太极书院讲学,选取二程、朱熹等遗书八千余卷广为传播。在此之前,北方人虽知有朱子,但未能尽见其书,至此才得亲见其书,亲闻其论。为学主“简在心得”,鄙弃事功,认为“君子之学,至于王道而止”。
    许衡(1209-1281),元明之际学者。字仲平,学者称鲁斋先生,金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著作有《小学大义》、《读易私言》、《鲁斋遗书》等。许衡继承了朱熹的思想,重视朱熹的《小学》,强调“进学之序”和“践履力行”。认为“天即理也”,但又说“心与天地一般”,心与理“一以贯之”,“宰万物,统万事”。主张“存养”,使“气服于理”,即“存天理”,“省案”,“反身而诚”,即“去人欲”。在治学方法上,强调“慎思”,又主张防于“人欲之萌”,即当“自知”。强调践履,提出“治生”论。许衡在元代理学中最突出的贡献,是主持了元初国学。由此不仅对程、朱理学的传播和朱陆合流起了重要作用,还使进了蒙汉文化交流、融合。此外,他的劝谏影响了元朝的统治者的治国之策,使儒学得以尊崇,儒士大夫得以重用。
    元代名儒除赵复、许衡外,还有吴澄、刘因、郑玉、许谦,他们对元代理学的传播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八  明代心学
    宋陆九渊开创了心学学派,明王守仁继承发扬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完成了心学体系,后人合称“陆王心学”。明中期以后,“心学”几乎取代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影响颇大。
    王守仁(1472-1529),明代哲学家,心学集大成者。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早期奉朱熹理学,转而出入佛老,后转向心学。
    王守仁接受了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完成了心学体系。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认为“心”与“理”合一,不可分离。认为“良知”乃人察知善恶的本能,世人因受各种物欲蒙蔽而隐没良知,故须下“致”的功夫,以摆脱私欲,回复原有的善良本性。主张“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并认为“真知”是在实行中得来,所谓“真知即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语知”,与朱熹“知先于行”的主张截然不同。
    明代理学基本以王守仁的心学为中心。在王守仁之前,有陈献章创立的江门心学;在王守仁同时期有湛若水之学,他们与王守仁心学交相辉映。王守仁之后,王门诸子几乎遍布天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将其弟子分成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派。其中浙中学派著名的有钱德洪、王畿、徐爱;被称为“王学正宗”的江右派著名的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泰州学派著名的有王艮、颜钧、何心隐、李贽。
    明末,王学开始衰微。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批判王学末流谈空说玄、引儒入禅的学风,欲用朱学救其弊,提倡治国救世的名实之学。明未两大儒中的黄道周推崇朱学,而刘宗周以“慎独”为宗,对王守仁思想进行改造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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