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明人潘恩定公《周易集解序》云：“羲、文、周、孔之《易》辟，则昆仑之源也；李氏之《集解》辟，则河之众流也；程、朱之《传》、《义》辟，则海之会归也。是故由《集解》而溯四圣之微言，则其端倪可测矣；由《集解》而征程、朱之著述，则其脉络益明矣。”(卷十四)[1]潘恩可谓李鼎祚的隔世知音，他充分肯定了李鼎祚《周易集解》在易学史上的学术价值。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保存了汉魏至隋唐时期一些重要的《易》注，成为清儒复兴汉代易学的重要文献；从经学解释学的角度而言，李鼎祚的《周易集解》远绍两汉象数易学，近承魏晋简洁之风，以己意解经，打破了统一的官方经学以王学为主的局面，开启了中唐以后“自名其学”的新学风；从整个易学史的角度而言，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以两汉旧学及唐代易学的“新义”反对王弼等玄学派的易学思想，成为了由汉代易学向宋代易学过渡的桥梁。综上所述，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不仅是我们进入汉代易学的重要媒介，而且是我们研究唐代易学发展新动向的重要文献；它不仅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学的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易学哲学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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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周易研究》200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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