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雨】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44 哲学中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一、引言 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汇集前贤三十余家注疏而成，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兴书目》统计三十家(卷十四)[1]，朱睦《周易集解序》称三十二家[2]，朱彝尊《经义考》统计三十四家(卷十四)[1]，潘雨廷先生统计四十家[3]，刘玉建先生也统计四十家，但无延叔坚注而多出《易轨》一书(第5页)[4]。易学在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学术浸染之后，其争论的焦点最终定格在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的范畴之内。《周易集解》一书所采录的是以荀爽、虞翻等人为主的象数易学，是与义理易学相对的文献，因此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为后世汉学家所推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凡隋、唐以前，易家诸书逸不传者，赖此书犹见一二，而所取于荀、虞者尤多。”(卷一)[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卷一)[6] 当代学者对李鼎祚《周易集解》的评价同样不能脱其窠臼。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云：“李氏《集解》主要是集录各家的注释，自己的观点较少，基本上是资料性的汇编，其在易学史特别是易学哲学史上的地位还不能同《正义》相比。”(第394页)[7]由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是后世学者研究汉代易学所能根据的最早文献，所以它在文献上的意义压倒了其他一切意义，至于该书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价值却没有引起重视，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许维萍《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论》一文填补了李氏该书研究的空白。许氏对李鼎祚《周易集解》成书的意旨作了辨析，认为“与其说李鼎祚服膺郑学，倒不如说他是荀、虞二氏的推崇者更恰当。”(第36页)[8]遗憾的是许氏未能从易学发展史的角度对《周易集解》一书进行考察。潘雨廷先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然则此书之旨，在使玄学合易理以权舆三教，犹在改革道教，开创三教合一的新义。”(第414页)[9]潘雨廷先生把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置于唐代整个社会思潮的大背景下，为我们研究《周易集解》提供了思路，但这一论点似有大而化之之嫌，并不能真正确立《周易集解》在易学研究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陈仁仁撰《李鼎祚易学思想述评》，主要从李氏“象数易学”观、“整全易学”观、“易学地位”观三方面对李鼎祚的易学思想进行了反思。(第184—190页)[10]陈仁仁对李鼎祚易学思想的评价基本符合实际，然对《周易集解》一书尚可作进一步的学术史与哲学史探讨。 实际上，在易学发展史上，唐代易学寥寥，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唐代经学为经学统一之时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是在反对《周易正义》所代表的统一的官方经学的前提下产生的，因此李鼎祚《周易集解》的易学观代表了唐代易学的新动向。本篇论文试图从学术史及易学哲学史的角度对李鼎祚《周易集解》进行深入探讨，从而确立《周易集解》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 二、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学术史渊源 李鼎祚，生卒年不祥。新旧《唐书》无传。清人刘毓崧据《周易集解》自序、《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通志》、《能改斋漫录》等书对李鼎祚的生平仕履作了详尽的考辨。云： 盖鼎祚系资州盘石县人。盘石即资州治所，州东有四明山，鼎祚兄弟读书于山上，后人名其地为读书台。明皇幸蜀，时鼎祚进《平胡论》，后召守左拾遗。肃宗乾元元年，奏以山川阔远，请制泸、普、渝、合、资、荣等六州界，置昌州。二年春，从其议兴建，凡经营相度皆躬与其劳，是时仍官左拾遗。尝充内供奉。曾辑梁元帝及陈乐产、唐吕才之书，以推演六壬五行，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又名《连珠集》，上之于朝，其事亦在乾元间。代宗登基后，献《周易集解》，其时为秘书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卷一)[11]通过对以上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推论：李鼎祚有着非凡的政治眼光和军事才能，是一个胸怀经国大略之人，绝非一介只懂墨守穷经的儒生。刘毓崧赞道：“在唐代儒林之内不愧为第一流人物，非独《集解》有功于易学已也。”(卷一)[11]另据《蜀故》记载：“(他)预察胡人判亡日期无爽毫发，象数精深，盖如此。”(卷十二)[12]可见，他又极善五行数术之学。事实上，李鼎祚的象数之学与巴蜀地区的图谶数术之学是密不可分的。 东汉时期，谶纬之学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易学中的图谶数术之学的发展，儒生与方士共同掌握着易学中的图谶数术之学，巴蜀地区儒生与方士的图谶数术之学已蔚为大观。考察《后汉书》的《儒林传》及《方士传》可以发现，任文公、杨厚、杨由、赵典、景鸾、段翳、郭玉、董扶、任安等人均是蜀地图谶数术之学的传播者。巴蜀之地远离中原，交通闭塞，学术思想发展相对落后。甚至于百年后的晋惠帝时代，蜀人范长生(号蜀才)仍学费氏学、孟氏学，阐发荀爽、虞翻等人的易学。《隋书·经籍志》载：“《周易》十卷，蜀才注。”(卷三十二)[13]殊不知，魏晋时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江南地区，王弼、韩康伯等人的义理派易学已经开始盛行；在中原地区，王学亦与郑学平分秋色。但是蜀中地区尚流行两汉以来的图谶数术之学，正是蜀地不绝如缕的图谶数术之学成为《周易集解》一书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另外，巴蜀地区还是道教的圣地，道教易学与象数易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暂不作探讨。 唐贞观四年，唐太宗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孔颖达《周易正义》主王弼、韩康伯注，自此后唐代易学大多以此为本，无多创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云：“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第146页)[4]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作为一种统一的官方经学，在客观上禁锢了唐代经学的发展。但是，唐代易学在初、盛唐时期并非空白。据《册府元龟》所载，贞观十六年，王玄度(元感)曾上其所注《周易》，对孔氏《周易正义》提出批评。时人称其《五经》之注为“五经指南”。另据朱彝尊《经义考》载，阴弘道作《周易新论传疏》十卷。名为新论，实为两汉旧学。《崇文总目》云：“洪道世其父颢之业，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说，参订其长，合七十二篇，于《易》有助云。”(卷十四)[1]阴弘道，史书无传，《旧唐书·傅仁均传》称“贞观初，有益州人阴弘道又执孝通旧说以驳之，终不能屈。”(卷七十九)[15]又《新唐书·艺文志·易类》称：“颢子，临涣令。”(卷五十七)[1 6]阴弘道的《周易新论传疏》是先于李氏《周易集解》的一部纂集之作，大多采录两汉易家之注。又有崔氏憬《周易探玄》，或名为《周易新论》。显而易见，在《周易正义》撰定之后，唐代易学出现了以两汉旧学反对《周易正义》的新论，这是易学史上的新倾向。《周易新论传疏》和《周易探玄》等书在唐代已亡佚，所幸的是《周易集解》至今保存完整。综上所述，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不仅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同时具有研究唐代易学新倾向的学术价值。 三、李鼎祚《周易集解》的解释学意义 西方诠释学理论起源于对《圣经》的解释。最初，诠释学只是作为一种方法论提出来，施莱尔马赫开始系统地创立了诠释学的原则。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形成西方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体系，但这绝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解释学。施莱尔马赫认为“诠释学的工作就是要重新获得艺术家精神中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将使一部艺术作品的意义得以完全理解。”(第172—173页)[17]，中国传统经学家注疏的目的是要“回到原典”。就诠释学的基本原则而言，中国传统经学中的注疏具备了解释学的特征。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作为一种解释，必然有其学术上的倾向性。探讨李鼎祚《周易集解》解释的方法及解释的意义可以透视唐代经学及易学发展的基本学术风貌。 首先，改革《周易》文本，《序卦》两存。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每个时代思想的构建都是以特定文本为基础的，“回到原典”成为经学思想家的首要任务。张惠言的《周易郑荀义》云：“费氏之易，至马融始作传，融传郑康成，康成始以《彖》、《象》连经文。所谓经文者，卦辞爻辞通言者也。即费传所谓上下经也。魏王弼又以《文言》附于《乾》、《坤》二卦。故自康成以后，其本加‘《彖》曰’，‘《象》曰’，自王弼又加‘《文言》曰’，至《系辞》上下说、《说卦》、《序卦》、《杂卦》仍旧篇。”(卷上)[18]费氏《易》乱于郑、王，二者又有不同。总之，王弼等人以古文费氏《易》为经典依据，他们“以传附经”，《易传》成为其哲学体系构建的基础。但王、韩二人并不重视《序卦》，韩康伯云：“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缊也。”(卷九)[19](凡王弼、韩康伯注及孔颖达疏皆引自《周易正义》)李鼎祚《周易集解》对《序卦》的解释多引用崔憬的学术观点。崔憬认为《序卦》所蕴含的义理是“物极则反”的《易》学法则，“总之，崔氏对《序卦》文的解释，阐发了其中对立面转化的思想，这在唐代的易学哲学史上也是少见的。”(第450页)[7]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为了突出《序卦》这一内在的哲学逻辑，在保持王弼、韩康伯《周易注》所依据的《周易》文本的基础上，又把《序卦》分置于诸卦之首，且加“《序卦》曰”。宋代理学家程颐对《序卦》非常重视，他认为：“卦之序皆有义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变则义变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20]但程颐《易传》仅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可见，李鼎祚《周易集解》对文本的改革，是其对易学经传体系的又一次阐释，是其对辩证法哲学思想的体认。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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