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回顾和总结了秦汉以来思孟学派的历史命运。他说：“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寝以微灭。……孟氏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己坏之后。呜乎！其亦不量其力……。”秦汉以来，新兴地主取得了统治地位，它需要一种较为积极进取和向上发展的思想体系。具有浓厚保守色彩的思孟学派及其学说，显然不合时宜。于是，秦汉以来，思孟学派趋于式微，甚至传授线索也难于考镜。这一历史事实，韩愈看到了，说对了。但是，韩愈对思孟学派情有独钟，他不甘心思孟学派的沉沦，他要把这个学派发扬光大。这也就是韩愈在道统论中特别看重和维护思孟学派，特别推崇孟子及其学说的根本原因。
何谓“道学”？道学就是明道之学。考史，“道学”一词起自汉，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引了时人的议论，就有“文吏笔札之能，而治定簿书，考理烦事，虽无道学，筋力材能尽于朝廷，此亦报上之效验”的提法。晋许穆之《孔门三子·子思子》中，也有“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的提法。汉魏两晋之际，一些经学家和思想家已把“道学”与思孟学派联系在一起，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发人深思的。
韩愈不仅提出了明道、原道、道统问题，而且提出了明道之学即道学的问题。明道、原道、道统，回答的是为什么要明道？明什么道？道学呢，则进了一步，着重回答怎样明道。四个问题，构成了相对的整体，展示了一定的逻辑结构，而韩愈道论的力量和影响就体现在这个整体和逻辑结构当中。
围绕怎样明道，韩愈解决了两大问题：第一，他对儒家诸经作了选择，表彰了《礼记》中的《大学》，认为《大学》是古圣先贤阐发“道”的纲领性文献。《原道》说了如下一段话：“《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这里所引的《传》，就是《大学》。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看出了问题并指出：韩愈作《原道》，“实阐正心诚意之旨以推其之于《大学》。”（《鲒垮亭集》外论卷三《李习之论》）由此可见《大学》在韩愈道论中的地位和《大学》身价的稍然提升。这无疑是中唐以后经学变革中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大事。
《大学》为谁所作？历史上歧说纷纭。朱熹在《大学注》中，把《大学》分做“经”和“传”两部分，并指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但朱熹的看法并非人人都同意。有些学者指出：《汉书·艺文志》载录《曾子》十八篇，今见于《大戴礼记》的尚有十篇，每篇篇首都冠以“曾子”二字，如《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事父母》等等，但《大学》开篇，却没有“曾子”二字，显然不似曾子的著作。谁的著作？有的学者认为，它应是“七十子之徒共撰”；有的学者则认为，它应是“子思所作”。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提出了一个独到见解，他说：“《大学》在我看来实是孟学”，“而且是乐正氏之儒的典籍”（《儒家八派的批判》）。我们认为，郭沫若的见解是持之有据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大学》的历史地位，两宋以后很显赫。但是，必须指出，汉唐时期它却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大学》原是《礼记》的一篇，是《礼记》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总体上说，它的地位是以《礼记》的进退为进退的。汉唐时期，经学界也没有一部专门论述《大学》的著作。这种情况，到了中唐开始有了一些改变，经学界有些人对它重视起来了。韩愈就是《大学》价值的首批发掘者。作为思孟学派的代表作，《大学》的地位从息息无闻到逐渐提升，它的社会机因是不是只有从封建社会向后期过渡这一社会大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呢？我们认为理应如此。
第二，韩愈对经学的理论架构和价值取向作了阐发，认定正心诚意应是圣人之道的基础，并力主把个人的心性修养跟治理国家的实践结合起来。他认为，芸芸众生，性有上中下三品之别，情也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表现，这就需要修身，不修身，也就谈不上齐家治国平天下。韩愈强调，正心诚意是“有为”之道。所谓“有为”，就是进取，就是修身以后要为国家做事，为社会效力。韩愈指出，正心诚意之道是与佛老之道相对立的。他指出，佛老也主张“治心”，但这个治心是“外天下国家”的治心，是“灭其天常”的治心，是舍离现实的治心。这样的治心，置家庭、国家、天下事于不顾，充其量不过是“孤明自照”。相反，儒家的治心却是内外结合的，是成己成物的。韩愈还认为，正心诚意之道，是针砭时弊的。所谓“时弊”，就是“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一句话，时弊就是道德沦丧。考诸历史，中唐以后，社会确实存在道德沦丧问题，确实存在社会阶级斗争转剧的问题。韩愈提出明道，强调要明正心诚意之道，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不言而喻的。
（四）
韩愈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作了如下概括：“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从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我们同意“承前启后”的提法；但“承”的什么“前”，“启”的什么“后”，这似乎是可以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
从经学史的角度看，韩愈对宋明经学的影响莫过于他的道论，即包括明道、原道、道统、道学的理论。如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是特别突出的：
第一，韩愈明道理论的提出，促进了宋代以后明道思潮的泛起。两宋时期，明道思潮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展开，这是事实。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弥复、石介，无一不是以明道自居自许。石介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怪说》）这里既讲明道问题，又讲道统问题。程颢、程颐讲道讲得更多。《宋史·程颢传》载：“颢之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焉。文彦情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己。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宋明时期的许多经学家、思想家以明道自居的史实，俯拾皆是。宋明时期时明道思潮泛起，从现实根源看，这跟宋代以后社会经济基础的进一步变化有关；从思想根源上看，则跟中唐时期韩愈提出的明道主张有关。
第二，韩愈道统论的提出，导致孟子地位在两宋以后的急剧提升。韩愈的明道，是确认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儒学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儒学内部也是派别林立。因此，儒学也存在着谁是正宗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韩愈也作了回答：思孟学派才是正宗，孟子的学说才是儒学的真谛。韩愈对孟子的褒扬对后世影响极大。两宋以后，孟子地位急剧提升，沉默了近千年的孟学愈来愈受到经学界的重视，朝廷也把尊孟看成是推崇儒学和统一社会思想的一件大事，采取了许多尊孟的行动。研究孟子的著作也一部部地抛了出来，据《采去》、《通考》和朱彝尊《经义考》，两宋时期，有关孟子的著作就不下一百部。韩愈褒孟对后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韩愈发扬《大学》旨意，对两宋以后退五经尊四书局面的形成，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两宋以后的所谓“道学”，从本质上说，就是《四书》之学。《四书》之学之所以能蔚为气候，一方面跟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过渡的社会现实有关；另方面，也跟中唐以后一批经学家的提倡有关。中唐有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韩愈，一位是李翱。韩愈褒扬《大学》；李翱褒扬《中庸》。而《大学》和《中庸》，都是思孟学派的代表作，其理论和观点都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两宋以后，《大学》、《中庸》的学术理论价值不断被挖掘，著作日渐增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相结合，组成一个整体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至乎南宋，朱熹把《四书》分了层次，并从教育的角度提出了由浅入深的导向。他要求人们：“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四书语类·大学》）这是旨在把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通过灌输，以转化为社会思想的重要的一着。于是，《四书》不仅结合了，地位提升了，也得到朝廷的认可和重视了。于是，所谓“道学”，也就有了实体，有了重点了。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溯其源，都跟韩愈的理论和主张息息相关。 (作者：章权才)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广加田加共
＠②原字为竹加垂
＠③原字为讠加乇
＠④原字为衤加任为左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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