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两种思想传统(5)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4:10:44 论文联盟 佚名 参加讨论
| 问题在于：中国对于存在或者说道的追问，究竟是用超越性思维来表达呢，还是有其他更好的说法？或者说：中国式的这种非二分思维能否称得上是超越性思维？ 中国哲学的这种思维虽然具有超越性，但为了与西方哲学的超越思维相区别，准确的说法应当是“现象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可以用同一个圆心作出两个大小不同的圆来表达，并将它与代表西方二分法思维的同一个圆圈中的两个半圆形作比较。可以看到，西方哲学的“超越思维”是首先将作为世界之总体的“圆”“一分为二”，而从“此半圆”过渡到“彼半圆”，方名之为超越。而中国哲学的超越不同：它是两个大小不同的同心圈，这两个圆并非将同一个圆分作两半而成。过去在没找到合适的词来表达中国哲学思维这一特点时，人们习惯将它称作“内在超越”。这种所谓“内在超越”究竟是何样的呢？其实，从图形上看，内在超越就是一种现象（性）思维：两个圆圈属于同心圆，本质上相同或同一，根本无所谓超越，也无须超越（这就是为什么慧能的偈“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要比神秀所作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这两句更能传达出中国哲学超越性思维的义理，故慧能成为五祖的接班人实非偶然）。 由此看来，对于中国哲学来说，真正的“现象”不是超越，而是同一。故中国的形而上学是形上形下不分，道即器，器即道。 问题在于：这是否是一种“形而上学”？这里涉及到对形而上学的理解。真正的形而上学应当是对于存在的终极追问：存在者何以如此，存在者与存在的关系如何？宇宙终极实在究竟如何？等等。这里，并非一定是“形而上之学”（这只是对“形而上学”一词的单义的或传统的理解），而应当是“去形学”。因此，将西语中的“metaphysics”视为“形而上学”，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一词翻译上的失误。或者说，是根据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一种理解（主流方式）来理解形而上学。通过中西哲学对于存在的追问，形而上学应当理解为“去形学”。这就包含了中西形而上学的两种含义。海德格尔已发现形而上学一词的词源义应当如此。他前后期分别采用了其中两种不同的含义，即“去形学”或形而上学的两种理解：一种是超越思维，一种是现象性思维。前者是外在超越，是超出；另一种是从现象观本体，以现象来呈现本体。这两种思维都是“去现象”，或者说广义上的“超越”（故“超越”不限于“外在超越”）。 总之，为了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超越思维相区分，我们将中国的这种形而上学思维称之为现象性思维。其特点除了是形上形下不分、道即器，器即道之外，它还包括：天道与人道合一、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合一（内圣与外王合一）、群体与个体合一、物与我合一。即所谓合内外、合人我、合物我、合天人、合心物，等等。“吾心即是宇宙，字宙即是吾心”，这是对中国的现象性思维最好的诠释。 然而这种现象性思维能否达到对于字宙之终在实在或者最高本体的认识？这就涉及到何为字宙终极实在或者最高本体的理解：对于中国人来说，宇宙的终极实在本来就存在于现象界中，因此，无须在现象界之外再寻找或确立一种绝对的本体或终极实在。在中国哲学看来，终极实在本来就在现象界或人的生活世界中呈现，此也即“平常心是道”，“砍柴吃饭，无非妙道”以及“日常人伦”是“道”，等等。 我们看到，在中国禅宗哲学的“平常心是道”这一句话中，虽然也使用了与西方本体论哲学中的“bEing”相当的“是”字，但要注意的是，这当中的“是”是指两个同心圆共有一个中心，并非说这两个圆是相同的（至少大小不同）。故这里的“是”不是完全相同，是相“通”（同心）：其次，这里的“是”指达到最高境界（从小圆到大圆 “充实之谓美”）的一种可能性，故代表“潜在性”；其三，“是”还意味着一种修养功夫或过程，而非纯粹思辨的游戏，故这是一种“实践的形而上学”，或者说“道德的形而上学”，是通过体证而非思辨达到对“本体”的认知；最后，“是”代表双向过程或者说流动性，故“道”既可向上，亦可向下，它有顺行逆行之分，这当中包含着中国哲学中修养论的核心问题与智慧。 有人可能这样诘问：这种以“同心圆”为代表的哲学思维是否还有“超越”的成分？假如没有，则很难认为它是一种“形而上学”。但我们从上面看到，按照现象学观点的超越观，“现象”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存在通过存在者呈现（“呈现”不等于“相同”，这里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仍在）；而存在者显现存在（存在者与存在既同一又有区分）。故既超越又非超越，看在哪一种层次上理解超越。对于现象学来说，“现象”本身就意味着超越（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关于超越的理解均如此）。 因此，对于这种“同心圆”的形而上学来说，仅仅说超越不够，并且还要说既超越又经验（现象界的实在），故“现”其实包含着超越与经验，是它们两者的合一与统一。于此，我们终于发现中西两种形而上学不同之真谛：中国形而上学走的是现象学的形而上学路数，西方形而上学走的是超越形而上学的路数。此两者皆追问终极存在：普遍存在者与最高存在者，但在思维方式与获致的结论上并不相同。 我们发现：中西哲学对形而上学的理解除在其语言表达中得以反映之外，这种思考还与其思维习惯有着密切联系。西方的思考方式是逻各斯思维，其典型方式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这种思维遵循形式逻辑的三定律以及采取三段论的推论方式。其实，这种逻各斯思考也由西方语言中不可缺少的系动词“是”字而来。相比之下，中国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思考可以说是“即”思维：这里的“即”是“相通”而非“相同”，“即”既可以“是”又可以“不是”。故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命题多有用“即”字来表达的，如“性即气，气即性”，而不说“性是气，气是性”。这里 “即”与“是”的区别在于：“是”是一成不变的，非此不可的；而“即”是有弹性的，并非一定如此的。 概言之，不同的民族各有其不同的形而上学传统。无论是从语言的运用还是从逻辑思考的习惯来看，中西形而上学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分别用“超越思维”与“现象性思维”来表示，它们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而上学形态，各有其关注的问题（西方形而上学关注的是超越的字宙之终极实在或“物自体”问题；中国形而上学关心的是如何从现象界以达本体，以及终极实在如何呈现为现象界或人的生活世界的问题）。而由于彼此关注问题的不同，也导致它们在如何把握形上世界的认识方法以及观念上产生一系列的差异。对此后面问题的讨论则留待另文。作者：胡伟希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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