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两种思想传统(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6:11:17 论文联盟 佚名 参加讨论
| 张世英比较这两种不同的“超越”说：纵向超越“这种超越问底的方式，以主体一客体关系的公式为前提，其方向可以概括为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普遍、由差异到同一、由变化到永恒、由具体到抽象（包括黑格尔的‘具体抽象’或‘具体的普遍’在内）、由形而下到形而上，最终是以形而上的、永恒的、抽象的本质或普遍性、同一性为根底，或者说得简单一点，是以‘常在’（constant presence》‘永恒的在场’为底。”关于“横向超越”，他说：“它也要求超越当前，追问其根源，只不过它不像旧的传统哲学那样主张超越到抽象的永恒的世界之中去，而是从当前在场的东西超越到其背后的未出场的东西，这未出场的东西也和当前在场的东西一样是现实的事物，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永恒的本质或概念，所以这种超越也可以说是从在场的现实事物超越到不在场的（或者说未出场的）现实事物。”显然，张世英关于纵向超越与横向超越的说法均来自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都是一种关于在场的形而上学，而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这种“在场形而上学”来一种摧毁廓清与拨乱反正。他后期提出的“存在通过存在者呈现，存在者显示存在”的说法，采取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横向超越”的思路。其中，存在者与存在既相互“区分”，又共为一体，即存在者既是存在，存在又是存在者。故存在者与存在的关系其实是在场与不在场的关系。为什么一个事物可以在场而又不在场？海德格尔用存在的“开显”与“遮蔽”来表示。海德格尔这种对“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学问，而非指某一种关于存在的看法）的新理解，直接受惠于其“现象学”的方法。按照现象学的理解，所谓“现象”并非像传统的西方哲学形而上学观所理解的那样指与“本体”相对立的现象，而是指存在通过存在者呈现自身，故“现象”乃是“去实现”或者说“去呈现”之意，此也是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观念在解释“形而上学”一词的意思时，为何会将其理解为“去形学”。而所谓“去形学”就是研究存在如何通过存在者来呈现自身的学问，此乃后期海德格尔赋予“形而上学”的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对于形而上学理解的另一种意义。 四、中国形而上学的传统 （一）中国的意象语言 无独有偶，海德格尔这种在西方具有颠覆性的形而上学运思方式，却成为中国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主流方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个民族的哲学形而上学思维，根植于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而文化传统反映一个民族的生活样式。生活样式不同，其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也就不同，生活样式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有一个总体结构。 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作为一种生活样式，这个总体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体现这种生活样式的总体结构的最好样板就是语言。当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的时候，就是从语言一方面如何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样式，另一方面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样式来揭示语言之本性的。而哲学作为观念思维，它离不开语言。于是，对于观念的反思，在这种意义上说，就表现为对于语言的反思。于是，我们明白：为什么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探究，从一开始就要从对于语言的考察入手。由于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核心词汇——“是”（存在）来源于希腊语“Einai”（“是”），因此西方的形而上学又可以名之为“是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哲学”本质上是西方的，而西方的哲学本质上又是希腊的。他还认为只有西方式的语言，才特别适用于形而上学的研究。 但是，由于生活样式不同，不同的民族在其语言的运用上各有特点，运用语言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的方式上也就有很大不同。尽管形而上学的运思离不开语言，但不同的语言类型不仅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表述，而且在形而上学的超越方向上也会带来重大不同。这里，我们从语言类型入手，来考察一下中西形而上学在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首先，在语法上，与西方语言在语法上讲究词性不同，中国语言没有在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性上作出严格区分，因此，名词可以是动词、形容词；反过来，形容词、动词也可以作为名词使用。以《论语》中“学而时习之”这句话为例，其中的“学”字既可作动词，亦可作名词用。就动词来说，中国语言在使用上也不像西方语言那样有人称与时态的区别。另外，从句法上看，中国语言不讲究主谓关系，即谓词可以置于主词之前；其他各种词类在一个句子中的秩序也可以根据不同语境随意排列。此外，最重要的是：从语用学来看，中国语言不讲究明确定义，而重视修辞；一个词，或者一句话的意思，经常随语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义。 总之，无论从构词法、句法还是语用学的观点来看，中国语言反映出中国人的一种总体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即静动不分、内外不分、人我不分、物我不分的世界。这种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话来说，就是“天人合一”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 由于这种语言跟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方语言有重大差别，我们将这种中国式的语言称之为“意象语言”，而将西方以印欧语系为代表的语言称为“概念语言”。而无论是意象语言还是概念语言，都可以进行形而上学的超越性思考，因此作为哲学思考，尤其是进行形而上学问题探究的思维工具，它们统称为“观念语言”。所谓观念语言并非是在形态上不同于概念语言或意象语言的另一种语言，而是在运用语言来进行超越性思维或者言说形而上学的时候，我们才将这种语言才称之为观念语言。但由于概念语言与意象语言无论在语言的结构上还是在语言的运用上都有重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导致这两种语言系统在形而上学的观念与思维方式上也有重大的区别。关于西方语言与形而上学思维的关系，海德格尔已有充分的论述，这里不拟重述。下面，我们来看中国的意象语言的运用，是如何影响、制约甚至决定了中国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二）从“道”字的使用看中国形而上学思维 与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词汇——“是”来源于希腊文“einai”一样，中国形而上学的核心词汇——道，也与这个词汇的词义与使用方法密切相关。道，在中国语言中，其最原始的意思是“道路”，但它又是人与自然都必须遵循的法则（如所谓“天道”、“人道”）；此外，道既是可见的形而下之道，又是深不可测，代表字宙之最高本性与终极大全。金岳霖在《论道》中谈到作为中国哲学之最高范畴的“道”在词语运用时的复杂性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成仁赴义都是行道；凡非迫于势而又求心之所安而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原事，无论其直接的目的是仁是义，或是孝是忠，而间接的目标总是行道。”又说：“道可以合起来说，也可以分开来说，它虽无所不包，然而它不像字宙那样必得其全然后才能称之为宇宙。自有之合而为道而言之，道一，自万有之各有其道而言之，道无量。”综合“道”在中国语言，尤其是哲学语言中的用法，可以看到，道既是形而上之道，又是形而下之道，并且体现于自然与人事的方方面面。因此，中国哲学有“即道即器”以及“道即是器，器即是道”的提法，而老子关于“道可道，非常道”的说法，更是对道的这种哲学意蕴的最好表达。总之，从“道”这个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来看，它与中国语言的特点密切相关。由于一个民族的语言不仅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生活样式，而且集中体现了这个民族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从“道”这个词汇的使用来看，它说明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非二分”思维方式。反过来，一旦将这种非二分思维方式运用于形而上学的探究，它就使中国的形而上学呈现出与西方形而上学不同的面貌。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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