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逻辑(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8:10:05 论文联盟 佚名 参加讨论
| 二、异化理论视野下的共产主义 对于市民社会中由于人的利己主义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抗，费尔巴哈分析过原因，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费尔巴哈看来，宗教剥夺了人的类本质，宗教把整个世界分为想象的神的世界和现实的人的世界，人们在现实的世俗世界中为了私人利益无情地争斗，只能把对人本身的“爱”、“感情”寄托到宗教生活那里。那么，如何来解决世俗的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呢？费尔巴哈主张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揭示宗教的虚假本质，消灭宗教，使异化到宗教生活上的类本质、类生活，重新回归到人自身。费尔巴哈希望唤醒人类心灵深处的“爱”，把人本来寄托到宗教上的“爱”的情感拉回到人自身，使人由对“上帝”的“爱”转为对他人的“爱”，并以此解决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抗。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指出人由于把类本质都寄托给了神而变成利己主义的人，在他看来“孤立的、个别的人，不管是作为道德实体或作为思维实体，都未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洪谦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5页。为了实现人的类本质，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生活，费尔巴哈认为必须消灭宗教，以符合人与人真实情感的共同体生活来代替现存市民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生活。 可以说，费尔巴哈看到了当时市民的社会主要问题是利己主义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但是他主张用“爱”来扬弃利己主义，这明显地带有空想人道主义色彩。马克思最初承袭了费尔巴哈对于市民社会的批判，最初沿用了费尔巴哈描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类本质”这一范畴。但是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马克思认为并不是因为宗教生活导致了世俗世界人与人的矛盾冲突，而是世俗世界本身内在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人们才会把对于类的情感寄托到宗教生活上去，把本应对待他人的爱奉献给了“神”。正如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时指出的：“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③马克思在否定费尔巴哈感伤的“人道主义”的同时，把对于市民社会批判从宗教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由此，马克思要进一步探索导致人与人之间分裂对抗的社会根源和性质，以及扬弃这一矛盾的条件和形式。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指出了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分裂异化的根本原因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导致了人在生产过程中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最终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⑤在异化劳动中工人把生产活动看做一种不自由的活动，是替他人服务、受他人支配、处于他人强迫和压制下的活动，自己仅仅是工具和手段。由此，工人也就必然会以这样的尺度来看待他人，把他人的活动当成维持自身生存的工具和手段。由此，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和分裂。 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分工和交换也直接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尤其批判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因为分工和交换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相互需要、相互交往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人的社会性本质。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由分工和交换所实现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性，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联合，而是一种异化的社会性。也就是说，在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因为相互需要而联合成一个整体，但是这样一种联合是人们出于私利目的而实现的联合，是人把他人当成实现自己私利目的的工具而实现的联合，是人们受到了异化劳动的制约而被动的、不情愿的联合。当人的劳动还是一种谋生的劳动，那么社会的需要、交换关系对他来说还是异己的、非本质的需要，还是一种不得不服从的强制。由于相互需要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并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真正的实现，人在现实中与他人的关系依然是分裂的、异化的。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同自身相异化以及这个异化了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也就是说，只要人还不是积极地主动地按照人的内在自我要求来组织世界，那么所形成的社会交往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了建立在异化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时期对异化的社会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但带有浓厚的哲学人道主义色彩。马克思在批判私有财产导致异化劳动的同时，把落脚点最终落在了对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分工和交换关系的批判上，指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真正建立必须从现实的异化关系中解放出来，希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基于这样一种哲学思考，马克思关于未来的共产主义设想必然是一个要按照人与人真正的社会交往而组织起来的共同体社会。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186页。按照马克思此时的逻辑，他首先预设了人的“类本质”作为肯定的存在，经过现实的市民社会的否定，最后必然要经过共产主义的再次否定而完成“类本质”的回归。所以，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无法实现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回归，无法实现对市民社会的真正否定，最终是要靠共产主义来实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③靠共产主义如何来实现？显然不是靠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需要一个客观的推动力，否则与黑格尔一样仅仅是换一个称谓或范畴。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同时，开始逐渐转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思考共产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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