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解放: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1:11:56 论文联盟 佚名 参加讨论
| 个人在洞外的状况,柏拉图既没有细心地描绘他的自由生活,也没有详细地阐释其精神状态,而是围绕解放了的个人的认知和拯救同伴的意愿问题展开讨论。在柏拉图那里,解放了的个人就是真正的哲人而非智者。 首先,哲人获得了对事物的真正认识。当囚徒走到洞外,经过了一个短暂的适应以后,他能看见高处的事物。柏拉图认为,解放了的个人在广阔天地里按照阴影、倒影、事物本身、天象和天空、太阳的次序去认识事物。经过上述认识以后,“他会做出推论,认为正是太阳造成了四季交替和年岁周期,并主宰着可见世界的所有事物,太阳也是他们过去曾经看到过的一切事物的原因。”(注:《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柏拉图按照光照原理阐释人对事物认识的条件、程序和结果,在自由境界中的哲人对事物的认识也同样遵循这一原理,只不过是光源不同而已。 其次,哲人崇尚纯粹的求知生活。柏拉图把追求真理的生活规定为人的幸福和自由的至高境界。事实上,古希腊的许多重要的哲学家都有排斥公共政治生活的情绪。“赫拉克利特献身于学术,完全为了哲学而生活在孤寂之中。”(注:黑格尔著,贺麟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5页。)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理性的沉思生活则好像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以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快,而且自足性、悠闲自适,持久不倦和其他被赋予最幸福的人的一切所最幸福的人的一切属性,都显然是与这种活动相联系着的。”④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7、318页。) 最后,哲人由衷而生了拯救同伴的意愿。柏拉图根据善的原则,特别是从普遍的善和大众的善高于特殊的善和个人的善出发,赋予了哲人以同情心和实现普遍善的意志与能力,使哲人完成了角色转变,成为了甘愿牺牲个人幸福而去实现普遍正义的拯救者。 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哲人实现了自我解放,但最终又成为拯救者。这是个人解放的最高归宿,但又是其他囚徒解放和建构正义城邦的前提条件。这是“洞喻”的核心意旨。因此,这种解放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和至善性归宿。柏拉图深化了哲人的概念。哲人是真与善的统一,其实际生活实现了纯粹的求知生活与贯彻善的实践生活的统一。如果仅以知识为愉悦,哲人顶多是个智者。基于至善的考虑,哲人会把普遍理念加以实践。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对“哲人”问题有不同的发挥。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塑造“哲人”,强调“知识分子”在解放中的启蒙和引导作用:尽管亚里士多德强调哲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超越性和知识追求,但他仍然认为:“国家的目的似乎无论如何是更伟大更完全的东西,值得去取得和保存”④。伊壁鸠鲁强调哲人必须救世,并用一种新哲学为世间疾苦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中世纪的“修士”不是道家的超凡脱俗的“仙人”,而是追求个人信仰的强化和知识的修炼,同时也具有义无反顾地传达上帝的福音和拯救同伴的精神与行为。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家塑造了“贤明君主”、立法者、启蒙者等,认为这些人治世不会从偏私的个人幸福、感性愉悦和关于事物的意见出发,而只会从理性出发。而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在消解“英雄”,反对解放的“引领人”,强调群众的自我解放。英雄情结在现代性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中黯然消融,柏拉图非常担心的是高贵的灵魂被世俗的心灵和感性愉悦的习惯倾向所同化现象却常有发生;尽管强调英雄的呼声偶尔有所显露,如尼采,但总体上,个人英雄主义往往为集体主义所湮没。不过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现代市民生活中,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被合法化,社会生活被理解为自私性价值的博弈过程。如果没有哲人——以至善为目标的个人及其拯救行为,仅靠自私者之间的博弈、协商、契约和强制能建成一个“正义城邦”吗? 综上所述,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把解除枷锁、灵魂转向、获得真知、引者指路、走出洞穴、拯救世人有机地联系起来,强调解放的内在性——灵魂转向、获得真知、见义勇为与外在性——解除枷锁、引领启蒙、走出洞穴的矛盾统一,在理想化的层面上确定了人的解放的基本内涵,在现实层面上确定了这种解放的个别性。显然,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对西方政治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柏拉图所构想的囚徒困境似乎成了西方政治哲学在解放问题上难以逾越的前提,自然束缚和社会束缚的问题成了西方政治哲学不同流派的出发点并以此来建立解放理论。从自然束缚出发,孟德斯鸠、密尔、现代环保主义者们看到了自然束缚对人的解放的最终限制意义;从社会束缚出发,公平正义论者把解放的重点放在社会价值的分配制度的构建和改革上;从自然束缚和社会束缚的矛盾出发,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现在则要强调,人的解放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的双重并举。其次,柏拉图所提出的解放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矛盾问题成了西方政治哲学关于解放的实质内涵的争论点。从解放的内在性出发,晚期希腊的众多哲学流派和大多数信仰主义者强调解放的自我克制、信仰归真和精神纯化;从解放的外在性出发,近现代的大多数理性主义者坚持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不断地扩大物质福利和社会自由;现代政治哲学的许多流派如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强调解放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但在由内到外还是由外到内上常常发生分歧。最后,柏拉图所提出的解放的机制——知识与道德的功能问题,成为后来西方政治哲学建构解放道路的出发点。政治科学主义者强调科学知识在人的解放中的决定地位,如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政治道德主义则强调道德规范和人性的善化是人的解放的关键;马克思主义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不管怎样,人的解放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包含着物质与精神、行为与思想的双重内涵,两者都必须充分地关照。非包容性的解放理念和单一的解放道路对人的解放的推动往往会适得其反,没有知识、没有内在心灵的善化、没有至善的生活方式,人就不能实现彻底的解放。 作者：赵本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