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4:11:26 论文联盟 佚名 参加讨论
|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写作的目的，是反对封建专制，向封建社会发起挑战，试图借孔子改制的理论，为他的变法提供理论基础。“康有为演公羊三世之义，以孔子为教主，奠立了变法思想的基础，可谓以儒变法……康有为原以孔子为改制的教主，尊为素王。”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功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广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着手。” 康有为试图模仿明治时期的神道，而建立孔教，力求以此凝聚中国之思想，从而使国家奋发图强。“康有为复原孔教、确立孔子教主的神圣地位，这与日本明治维新以神话为根据，宣扬天皇作为现人神的宗教的权威，通过整合传统神社形成国家神道，并用行政手段及教育手段推行神道信仰，通过国家祭祀统合人心有异曲同工之效，是他在考察明治维新思想史后得出的结论。”可见，康有为的“国学”，也是深受日本明治思想的影响。 三、受日本“国学”影响，提倡“国魂” 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开设了“万木草堂”，并在此讲学，讲其变法思想，讲世界大事，讲中国的“国学”，即：“康先生之所讲者，多为学术源流，凡经史词章，诸子百家，与夫时务之切要，世界之大势，亦无不讲。”梁启超说：“先生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康有为和梁启超长期被称为‘康梁派’、‘保皇派’，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反复、变化。众所周知，梁启超亡命日本后，与孙文等革命派接触，曾劝说康有为退出政坛；民国成立后，他又与康有为在孔教的国教化问题上相对立；后来又在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上分为敌我而交火。至康有为晚年，两人又重归于好；康死时，梁执弟子礼，办理了康有为的葬礼和善后事宜。”康有为曾与梁启超等人一起创办了《万国公报》，建立了强学会，并且发行了《强学报》。康有为在弟子们的协助下，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写成《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对此书的要点做了如下的概括：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顾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文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古今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刘歆所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康有为讲“国学”，其学纲是“志于道”：格物、克己、厉节、慎独；“据于德”：主静出倪、养心不动；“依于仁”：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游于艺”：礼、乐、书、数、图、抢。康有为讲“国学”分学科为：“义理之学”：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群学；“文字之学”：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康有为讲国学，都试图让学生关心国家，并贯穿于变法的思想，阐释救国救民的意愿。康有为也试图通过变法实现民族复兴，也体现了他的爱国热情与民族精神。 日本从江户时代中期开始，其“国学”迅速发展。“在契冲之后出现的荷田春满（1669-1736年）、贺茂真渊（1697-1769年）、本居宣长（1730-1801年）、平田笃胤（1776-1843年）四人被称为‘四大国学家’。”日本近代四大国学家的共同点，是主张反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发对儒学与佛教，主张研究日本自己固有的文化，发扬日本的“固有精神”。日本近代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的“国学”，到明治时期被畸形发展，其理论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高山樗牛是其代表。1897年他与井上哲次郎、本村鹰太郎等建立‘大日本协会’，机关刊物就叫《日本主义》。广义地理解则可以说它是包括此前的国粹主义、此后日益高涨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这样像三宅雪岭和后来的德富苏峰都可以列入其中。日本的国体和国民性是日本主义宣扬的核心。”日本学者内野吾郎这样描述：“战前的国学研究，以昭和十七八年（1942、1943年——引者注）为顶峰，形成一个时期的高峰……于是它受到战时的影响，逐渐倾向于国粹思想和国家主义，不能否认它更有政教性、时务性的显然被利用一面。”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在明治政府“文明开化”的方针的指导下，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欧化主义兴起，萌发了脱亚思想，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福泽谕吉是日本“欧化”的代表人物。其实日本的欧化主义自始至终受到了日本国粹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普通民众的再三批判。到了明治二十年左右，日本进入对日本“欧化”进行深入反思阶段，一时民族主义高涨，也有学者主张回归到传统文化的国学，随后欧化主义衰落，反对“欧化”的国粹主义抬头，于是日本象征“欧化”的“鹿鸣馆”几经买卖后，于1940年被拆除。日本“国粹”派的代表人物有三宅雪岭、井上丹了、志贺重昂、杉浦重刚、陆羯南等人。1888年，日本创办的《日本人》杂志，宗旨就是倡导“保持国粹”。1889年，陆羯南提倡“国民主义”，并且创办了《日本》报。康有为深受明治时期思想变迁的影响，从开始时大量吸取西方近代思想，到后来大力主张弘扬中国的本土文化。康有为学生梁启超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把“报亚粹”作为《清议报》的宗旨之一。梁启超还于1898年拟办《国学报》。 梁启超评价其师康有为时说：“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完备，万不达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198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仁人志士为了寻求救国之道，才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而这个时期的明治思想中，风靡一时的“欧化”思潮衰微，而日本的“国粹主义”思想正在盛行，故而我国近代“国学”家康有为，无疑深受明治二十年后日本兴起的“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反观自国文化，提倡爱国主义的自国的“国粹”。“康于‘五四’激烈反传统与全盘西化思潮，早已洞见其发展势头及其危机。若国粹果然尽弃，则涉及‘国魂’之存亡。康所谓‘国魂’，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实有具体的描述：‘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群俗，久而固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故要存孔教，以救国魂。显然在他心目中孔教乃是中国政治、教化、风俗之本，乃是国粹之国粹。”康有为指出：“人失魂乎？非狂则死；国失魂乎？非狂则亡，此国之公理，未有能外之者也。”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