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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1)


    
    康有为
    “康有为以保国救亡为志,不屑科举,讨厌八股,然而却不断应试,屡次名落孙山”。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38岁时进士及第。康有为主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康子篇》《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梁启超把康有为的《大同书》比喻为当时的“大地震”,把《孔子改制考》比作“火山喷火”,把《新学伪经考》比喻为“飓风”。康有为被誉为“中国近代国学大师”。而对“国学”的界定,学界一般概念为:“国学即一个国家之学术。”关于“东学”的为概念,因为研究近代“国学”家康有为,故而借用近代学界对“日本学术”的称谓“东学”,为此,研究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也是研究康有为“国学”与日本学术之间的渊源。 
    一、大量阅读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割让香港,西方文化不断地冲击着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康有为在光绪五年(1879年),目睹了西方文化控制下的香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弘行所说:“在香港,康有为经历了具有决定性的认识变化。”但是,康有为大量阅读西学书籍,了解西学是他到了日本之后,通过日本翻译的近代西方思想,更加深刻地体悟了西学及明治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志士宫崎寅藏斡旋下,经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同意,康有为第一次流亡日本……康有为前后三次侨居日本近三年的时间”。康有为在日本期间,通过明治思想吸取了更多的西方思想,康有为说:“日本文字尤午文字也,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书毕集矣。”康有为认为,日本文字与中国文字相似,借助日本的翻译资料了解西方,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际上,康有为不仅是想通过明治思想了解西学,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看到了近代日本的崛起,想借鉴日本明治思想而振兴中国,正如康有为所指出的:“日本小国,更新变用则骤强。此其明效大验,公理正则,无可遁逃者矣。”康有为又说:“则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矣。” 
    日本学者小林武指出:“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大体都是通过日本书籍吸收的西洋近代思想。例如,康有为在1898年《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因为他这样考虑,于是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写了《日本变政考》,为此搜集的书籍一览是《日本书目志》(一八九六),本书收录记载了十五门、二四九类七七四二种的日本书的关系记事,其数量极多,其中除了自然科学与实业关系以外,还看到教育、宗教等洋务运动时期的西洋文化受容的分类学科。例如在理学门类中,除了理化学、天文学、气象学等自然学科以外,还包括人文分野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混杂,是由于中国把传统性的‘理’看作理解自然与人类的通则之形式的缘故。康有为列举参考的日本书籍,从哲学类来看有:末松兼澄的《哲学一班》、井上冈了的《哲学要领》、三宅雄次郎的《哲学娟滴》、中江笃介的《理学沿革史》、有贺长雄的《国家哲论》等等,列举了二二种;心理学类中有: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学》、井上冈了的《通信教授心理学》、有贺长雄的讲述的《教育适用心理学》、井上哲次郎的《心理新说》收录了二五种。只是他的理解,有时候有错误,例如他认为心理学是自己国家孔子的旧学,又认为明末由于提倡心学而使人们注重气节盛行,康有为把心理学与心学混同了。并且对于西洋的学问也没有完全理解。但是,以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为契机,终于使中国的士人们,开始通过日本的书籍留意注目西洋近代思想……对日本萌生的关心,可以从日本书与中国书之间的翻译数量很清楚地看出。中国翻译日本书与日本翻译中国书的关系,在1895年发生了逆转,中国翻译日本书的数量激增。一六六。年到一八九五大约二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日本翻译中国书有一二九种,而中国翻译日本书只有十二种,两者相差也有数十倍,可以说中国对日本毫不关心。但是从日清战争到辛亥革命十六年间,中国翻译日本书增加到九五八种,而日本翻译中国书只有十六种,其比约六十倍,中国对日本的关心急剧地增高了。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翻译日本书一八九九种约是辛亥前的两倍,中国翻译日本书的倾向更加增强了,日本向中国流人文化更加明确了,这样的倾向是从来所没有的。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的种类,从自然科学开始,扩展到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哲学和宗教。洋务运动期间,主要翻译是以西洋书的自然科学为中心,至此开始涉及到了文化领域。中国通过日本了解了西洋的社会科学以后,可以说是西洋思想与中国思想相对化的契机。”
    虽然康有为在流亡日本之前,已经阅读过西方的书籍,但真正了解西方近代思想,还是在康有为阅读明治时期的大量日本书籍之后,他通过阅读大量明治时期的书,不仅了解了近代西方思想,而且还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 
    二、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著《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对《孔子改制考》进行过概括:“一、孔子定说。以春秋公羊、董氏繁露、礼王制、论语、孟子、苟子为主;次、三统说。孔子每立一制,皆有三统,若建子、建寅、建丑,尚白、黑尚、尚赤……;三、日存旧。周初礼制,诸国旧俗,皆杂见于诸子,而管子最多。刘歆所操以为礼者,然可以考旧制故次焉;四、日辟伪。刘歆伪撰周礼、左传、及诸古文经之说,向来窜乱于诸经之中者,辞而辟之;五、日传谬。自刘歆以后,诸濡附会讹传者。”康有为写作的《孔子改制考》中,认为《春秋》乃至《六经》都为孔子所做,经诸多学者考证,康有为此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在当时章太炎就对康有为的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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