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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知识分子在"道""势"之间的选择(1)


    
    孟子
    许纪霖在《智者的尊严》中写到,中国传统儒生在短短的一生所做无它:代圣人立言而已,死抱三经六义而已,尊仰三王之世而已。又说,中国的作为学统的“道”与作为政统的“势”从来都不是相对立的,虽然孔子说:“从道不从君”。但说归说,做却是另外一回事。孔子穿行于各国君主之间,即为一例;孟子则更甚,宣称“五百年必有圣人出”,“舍我其谁”。由此可见,在现实的社会中,“道”常常屈从于“势”。 
    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作为体现“道”的“天”是外在于人的不可目见的终极实体,由此为了现实政治功利性的目的,将“天道”俗化,并且声称“君主”即“天子”。由于先天地认为君主是道德完善的代表,他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便不可质疑,君主的所行所想,即是“天道”的意志的体现,因此,国民对他的屈从成为必然的要求。百姓、臣子抗君就是抗天。 
    “天”既然是大道的主宰,那么作为它的化身,君主当然无需反省,更谈不上忏悔,一切罪愆全在百姓、臣子。因此,在统治阶级的层级里,等级越高,意味权力越放纵无边、越无从约束。即便是将“法势术”合为一体的韩非子的学说,也无非是在尽其所能地为权力的放纵无边进行解释。君王穿“替天行道”的外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不妨说正是中国传统的线性特色:从来没有两个或多个并立对等的权威或主体,有的只是一层压一层的等级关系,上层可以无度地倾轧下层,下层却无法监督约束上层;在这样一个关系语境中,人人都在为进入这一体系的最上层而相互倾轧,相互吞噬。“学而优则仕”便是最精当的证明。因此,在中国,当“仕”成为知识分子的首要甚至唯一选择时,“道”从于“势”便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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