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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萧父对中国哲学史若干问题的研究(4)

就经济变动而言,明朝中叶以后,民间商品经济大规模发展,出现了与以往商品经济不同的新特点。人们纷纷弃农经商,工商业成为人们致富的主要途径,商品货币关系已力求支配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私人占有的城市手工业工场,大批农民离开土地从而形成了自由的劳务市场。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出资和出力的劳动雇佣关系。“在相当广阔的国土上,原先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开始全面地、大规模地向着商品经济转型,作为现代性之显著特征的都市化、城镇化的进程在中东部地区、大江南北迅速地、大踏步的迈进;商业资本开始与土地资本相分离而转向大规模的产业投资,迅速发展的交通事业有力地促进着全国市场网络的形成;中国民间商品经济走向世界,在与西方殖民者争夺西太平洋贸易制海权的斗争中占有明显优势。”(26)萧萐父对明清之际经济变动的描述是力图通过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内生的新生产方式萌芽的存在,从而引发了社会矛盾、政治危机、民族危机的出现,可谓“天崩地解”、“海徙山移”。(27) 
    时代呼唤思想巨人,时代造就思想巨人,明清之际的新生产方式萌芽同时引发了思想文化的变迁,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许多早期启蒙学者一起,共同谱写了那一时期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恰如萧萐父诗云:“船山、青竹郁苍苍,更有方、颜、顾、李、黄。历史乐章凭合奏,见林见树费商量。”(附注:“傅山又号青竹。他与王夫之、方以智、颜元、顾炎武、李颐、黄宗羲以及同时崛起的许多学者、诗人,确乎都在明清之际的时代潮流中各有创建而又合奏了一曲中国式的启蒙者之歌的第一乐章。”)(28) 
    萧萐父认为,建立在新生产方式萌芽基础上的早期启蒙学术具有三大主题,即个性解放、科学、民主。第一,就个性解放的新道德而言,早期启蒙学者在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理欲观,强调人欲的正当性,天理与人欲的渗透性;提出了新情理观,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天理和情感的相关性;提出了新义利观,强调利益的合法性,道义和利益的统一性。除此之外,早期启蒙学者还提出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对种种伦理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第二,就科学而言,早期启蒙学者提出了突破道统、象数囚缚的纯粹的求知态度,“缘数以求理”的科学方法,并开始突破“重道轻艺”的传统,重视技术科学的发展。第三,就民主而言,早期启蒙学术在这方面的根本特点“是从讲学的社会团体的原则引申出国家的原则,以对抗从家族制的原则所引申出的专制国家原则”,(29)突出地表现在黄宗羲学校议政等学说中。除此之外,早期启蒙学者还开辟了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 
    (三)简要评析 
    萧萐父在继承侯外庐“早期启蒙说”基础上对早期启蒙思潮的探讨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合点问题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接合点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激进的西化派完全否认这一问题,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二者如冰炭、如水火,只能去一存一,绝无调和的余地,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以早年陈独秀、鲁迅、吴虞、钱玄同等人为代表。 
    第二,胡适虽然被称作全盘西化论者,但按照陈序经的说法只能算作根本西化派。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知足的文化,知足的文化造就了懒惰的民族等等,但他并非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他“整理国故”等主张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容忍。在这一前提下,胡适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合点问题的主张,认为这个接合点不是儒学,而是墨学、名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或哲学可以与西洋近代文化接轨的思想资源。 
    第三,现代新儒家学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接合点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儒学是中国现代化的“活水源头”。他们立足于东亚工业文明的启迪,或者从西方的现代性着手,探讨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或者确立中国的现代性,塑造儒学的现实和未来生命力。 
    萧萐父的观点类似于胡适,认为早期启蒙思潮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根芽。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合点不能从程朱陆王等新儒学中去寻找,而应该到开始反思和批判宋明理学的早期启蒙思潮中去寻找,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接合点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因为早期启蒙思潮的批判意识、科学意识、个性意识、民主意识等和现代性的主流精神是一致的。立足当代视域,我们应该像方东美那样,摆脱狭隘的道统观念,广泛汲取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佛学、新儒学、早期启蒙思潮等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用他们那种广大和谐的境界和精神为现代人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作者:柴文华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