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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吾爱孔子 吾尤爱真理"(1)


    
    梁启超劲健而俊雅的书法背后,透着他执着的思想追求
    无论是出于策略考虑还是由知识结构决定,总之康有为是以“托古改制”,这一中国历代“改革者”最常用的方式,登上近代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的。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以鬼斧神工之法颠覆了几千年来的孔子和儒学形象,“再造”了一个“改革”的孔子和儒学,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合法性。 
    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他的儒学时期,梁对乃师再造的“儒学”大为折服,随后就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的编写工作。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更是依老师康有为之说,积极主张奉孔子为“教主”、“圣人”,主张立儒学为国教,以此作为变法的最重要理论根据。他对在民间设立孔庙、举行祭孔活动也非常支持,在1896年底曾给驻美公使伍廷芳写信,建议仿照西方宗教仪式,在美洲的海外华人中劝设孔庙,定期礼拜。 
    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大量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思想进入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脑质”为之改变。他脱离了维新时期以“托古改制”宣扬改革的中国传统话语,而更多地以“西学”词汇、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而同样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此时仍坚持“托古改制”理念,并在海外更为积极地进行以孔子为国教的“保教”活动。对此,梁启超渐生歧意,终于在1902年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公开反对保教、反对立儒学为“国教”,与乃师大唱反调。开篇他即声明:“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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