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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视域(3)

最后,是休闲的“接法”,这要求以建构起的休闲人格为基础,实现自我与自然、人际的交接圆融。这具体可分为物我之接与人我之接,物我之接即是以审美化、艺术化的眼光审视自然并与之和谐共乐。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欣赏天簌、地簌,逍遥自得于山林、皐壤间。儒家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情怀,赞赏舞雩之乐、吟风弄月,追求万物一体的休闲境界。佛教也提出“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与大自然相亲而乐乃中国休闲哲学的基本智慧。人我之“接”要求尊重他人,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获得休闲。道家主张人与人慈爱相处,“相忘于道术”;儒家主张仁者爱人,立人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教主张以慈悲为怀,救世济民,普度众生,接人得乐之趣所在皆同。休闲的接法是我与物交的实践,是主体之我在不同领域中的自由挥洒与快适呈现。 
    就减法、加法与接法三种工夫来说,减法为生命负累的卸载,加法为生命内涵的丰盈,二者旨在提升自我生命质量,确立休闲人格;而接法则是推动自我生命与外相接中获得自由与快适,其旨是自我生命意志的自由表达。休闲工夫的落实即是人生休闲境界的呈现。 
    在中国哲学中,将休闲境界分为身闲、心闲两个层次乃普遍现象。庄子主张人安处天性自然,解除物累,达到“心闲而无事”。陶渊明《自祭文》提出:“勤靡余劳,心有常闲。”唐代司马承祯《服义精气论》有云:“身闲自适,体逸无为。”白居易所论尤多,其《秋池二首》诗云:“身闲无所为,心闲无所思。”宋代学者对休闲境界更加关注,所论也更有文化深度,如南宋李之彦有云:“身闲则为富,心闲则为贵。”朱熹就前述陶氏话题评论:“陶云‘身有余劳,心有常闲’,乃《礼记》‘身劳而心闲则为之也’。”指明从身、心角度划分休闲境界的儒家根源。明清学者更有精见,明代张萱曾专论之曰:“闲有二:有心闲,有身闲。辞轩冕之荣,据林泉之安,此身闲也;脱略势利,超然物表,此心闲也。” 
    从理论上,身闲指身体的放松、休息与恢复,偏重生理层面;心闲既指一般思虑、意识的放松,更指人精神、心灵、德性等内在层面的舒畅,境界层次相对较高。最高的休闲境界即是道境,常常亦即独特的心闲之境。一方面,心闲仍不失为得道的功夫与条件。南朝陶弘景《真诰》曰:“心闲逸者,求道之坚梯也。”宋代张君房《云笈七签》云:“体静心闲,方能观见真理。”朱熹《西江月》词云:“身老心闲益壮,身癯道胜还肥。”都指明了心闲对获得宇宙真理、人生至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心闲更是得道的境界,一旦心闲(得道、自得)则无往而不休闲。王阳明对弟子崇一“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的回答颇为精彩:“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认为人能否休闲(从容自在)从根本上取决于心(主宰)境的修养。宋代法演禅师在《送朱大卿》诗云:“但得心闲到处闲,莫拘城市与溪山。”另宋代史守之《赠大慈寺啸翁开士》诗云:“挂锡云飞处,心闲境亦闲。”都清晰表明心闲之境对休闲体验的决定作用。 
    身闲与心闲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实现身闲之后追求精神与心灵的闲适,德性、境界的层次不断提高,人的肉体与心灵、情感与理性、形下与形上等也实现平衡和谐。休闲既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又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更是一种生存的境界与参悟宇宙人生的生命智慧。 
    四、休闲的文化品格 
    作为人特定的生存方式,休闲是特定文化的表征,不同的休闲文化可能体现出不同的品格,同西方相比,中国休闲哲学具有独特的东方韵质与迷人的思想魅力。 
    在根本精神上,生命性成为中国休闲文化的根本要义与核心精神。儒家讲“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道家讲“生者,德之光也”,佛家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哲学的中心在生命”。中国传统休闲哲学同样禀赋起深厚的生命本位感,“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努力将宇宙、自然与社会视为统一的大生命,并将之落实到人切己的生命过程中,尤其是以审美的眼光把自然之美、社会之规与人的心灵世界相融为一。“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葆有休闲之心成为人接纳统摄生命万有的重要途径。人之休闲之心在天与人、心内与体外、形上与形下等多重维度中不断呈露,展现出具有浓厚休闲色彩的生命一体感,“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相比西方,中国人的休闲“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注重生命的完整性,而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倾向于把生活的不同方面分离开来”。中国休闲哲学还贯通着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上善若水、慈悲普度等思想,高度重视对生命的尊重与养护。中国休闲哲学是关于人生的哲学,更是关于宇宙大生命的哲学,生命情怀成为最温暖、最鲜亮也最动人的基色。 
    在基本特征上,中国传统休闲体现出重静轻动、重内轻外、重精神轻物质的典型品格。就词义来说,“休”强调人对树木的偎依、对自然的依赖,“闲”强调人在室内获得内向性、静态化的安适,而非外向求索、动态拓展中的快适,皆是对中国休闲特征的隐喻。中国传统休闲大多安静舒缓、悠然恬适而绝少剧烈之感,东篱采菊,花间饮酒,在山水田园中逍遥,在琴棋书画中涵泳,在诗酒悠游中乐适成为经典方式。中国士人一般不会为欣赏山水而犯难涉险,而似乎更愿在山水间轻松流连,甚至在家中开辟园林徜徉其中,或索性于书斋内体味画里山水。他们宁静内敛、淡然物欲,注重内在精神生命的丰茂而疏于外在感官肉欲之乐,孔颜乐处、适性逍遥、随缘放旷等成为理想的休闲境界。他们也很少谋求社会变革,即便与时不合,也更倾向于以隐逸林泉、高栖远遁的方式来展现心志。这些都使得中国人的休闲略显消极而“不像西方人那样强调积极的活动”。中国休闲哲学追求的是清新、淡雅、精致、超然的诗意感受,缔造出的是丰富细腻而又精致绝伦的精神世界。 
    在价值追求上,中国休闲哲学是儒家道德价值、道家自然情性与佛家超然空灵之境的统一。中国休闲哲学是讲价值的哲学,作为人向道生成的自由状态,休闲之道、休闲之自由都是一种价值取向的宣示。儒家以道德仁爱为本位,高度重视人在休闲中的道德自省,认为唯其无害于人的善行善念才堪称休闲,为休闲确立起不可移易的价值基准与德性维度。道家以“道法自然”为圭臬,提倡顺应自我本真性情,努力破除束缚性情自由的名利制度枷锁,主张过一种自由无羁、适性逍遥的生活,与儒家名教规范形成了一定张力,这使得中国人的休闲须在葆有基本德性规范的前提下也能尽情展示自己的个性、才情与风采。佛家倡导“万法皆空”、法我无执,破除各种世间染著,这导向了对名利、物欲的进一步捐弃,并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求超越意义,追求空灵远淡的休闲审美情趣与超然物外的休闲人生境界,使中国传统休闲文化在德性规范与自然逍遥的双重基质上更加具备了浓郁的艺术气息与美学韵味。儒释道合一的价值结构集中体现出中国休闲哲学独特的东方文化韵致。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