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文甫对高拱的开创性研究(图)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50 光明日报 佚名 参加讨论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嵇文甫(1895-1963)一生研究过许多历史人物,其中明代嘉、隆、万时期的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就是他发现的历史人物并作了开创性研究。他是研究高拱学术的第一人。 其一,高拱学术,“尚通”、“尚实”。嵇先生通过对高拱的理气之辨、心性之辨、经权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义力之辨、时势之辨的论述,认为“高拱是满可以配得上王廷相的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是一位不下于王廷相而更超过黄绾的思想家”(见《嵇文甫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下册,第461、691页。下引只注册数及页码)。不仅如此,嵇先生还把高拱学术的特质概括为“通”和“实”,说“新郑学术,尚通、尚实,有许多地方开清儒之先”;“他的学术,大概可用‘通’和‘实’两个字来概括,平正通达,有实用而近人情”(中册,第434、420页)。嵇先生所说的“通”,即是通达、通透,不滞碍、不偏执,用现代哲学语言说,就是辩证思维或辩证方法。嵇先生所说的“实”,即是高拱在学术上“与诸贤共倡务实之风”,在政治上“修举务实之政”。嵇先生认为高拱学术“通达世变而切合实用”,“带有事功派和实用派的色彩”(中册,第430页),“具见他反对虚说,实事求是的学风”(下册,第689页)。嵇先生的论断不仅符合实际,而且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高拱实学思想的滥觞。 其二,高拱改革开张居正之先,成效卓然。以往有些学者囿于历史偏见或狭隘地域观念,把高、张对立起来,认为张是改革家,而高则是“奸相”、“佞臣”。这种“褒张贬高”的倾向即使在现在还有一定影响。嵇先生则认为高、张“以学问相切磋,以事功相期许,左提右携,若一体而不可分”(中册,第420页),“在他们成为政敌以前,他们原是多年志同道合的好友,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他们都有密切的联系”(下册,第680页)。并提出“拱是练达吏事的,当他在礼部时,已能厘革宿弊,使奸吏为之股栗”;“拱有干济才,勇于任事。既为首辅,更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筹边、课吏、用人、行政,不数年间,成效卓然”(下册,第681、450页)。事实确实如此。高拱在隆庆后期职掌吏部继又提任首辅后,针对嘉靖中期以后的诸多弊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显著效果。据此,嵇先生提出“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下册,第451页)。然而,“江陵成为中国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郑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中册,第420页)。在这里,嵇先生不仅肯定了高拱的改革功绩,而且也阐明了高、张在学术和事功上的传承关系。现今史学界提出高拱主持的隆庆改革是创始期,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改革只是隆庆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合称为“隆万大改革”的论断,就是对嵇先生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其三,高拱是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嵇先生说:“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特别表现的人物,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中册,第434页)。这是对高拱历史地位的判定。在政治上,高拱开创了明中后期“隆万大改革”的先河,即首先奠定了隆万大改革的理论基础——“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变法思想,首先提出了隆万大改革的政治纲领——《挽颓习以崇圣治疏》(高疏于嘉靖四十五年提出,张居正《陈六事疏》于隆庆二年呈上),首先把改革思想和纲领付诸实践,他的改革还为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人事、政策基础。在学术上,高拱是明代实学思潮的先驱者。嘉隆万三朝是阳明心学和经世实学的勃兴时期。他通过批判心学空虚寡实之弊,全面阐发了其实学思想,即“天地之间惟一气”的元气实体论,“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实理实事论,“事必求其实”,“虚心以求其是”的求实求是论,“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实政实惠论。他的实学思想对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鼎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之,在高拱学术研究方面,嵇先生不仅开了先河,而且他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具价值的。如今学术界将高拱定性为政治家、改革家和思想家,从某种意义说就是对嵇先生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作者岳天雷单位：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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