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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孝文化及其当代社会价值(1)

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黑格尔在谈到中国的“孝敬”问题时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1]”。孙中山先生在其《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指出“《孝经》所言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的这么完全”。孝,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 
    一、孝的历史源流及演变 
    孝的主要内涵是“敬神”、“事鬼”、“事亲”、“敬老”。孝的本义是“敬神”和“事鬼”,“事亲”和“敬老”则是“孝”本义的延伸。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在同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需要众多氏族成员之间的合作,氏族成员从血缘亲情出发增强彼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为了本氏族的繁衍生息,也不断祈求祖宗神灵保佑。出于生存需要,氏族成员们借助祖先的力量,供奉祖宗神灵、举行祭祖仪式,追念祖先;将祖先神秘化,以崇拜祖先。这种盛兴祖宗崇拜、生殖崇拜的观念和仪式,乃是原始孝义的反映。《礼记·坊记》记道:“修宗庙、敬祀事,使民追孝也。”除了“敬神”和“事鬼”的本义外,作为本义延伸的“事亲”和“敬老”行为观念,也在氏族社会后期开始萌芽。氏族社会后期,随着个体家庭经济的出现,子女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和行为逐渐为社会认可,与此相对应的是,子女赡养父母的社会义务和观念也随之确立。这种子女赡养父母的责任,即为孝本义的进一步延伸。[2] 
    夏商时期,祖宗崇拜的观念行为依然盛兴。《论语·泰伯》提到大禹曾“致孝于鬼神”,这反映了夏人对祖先鬼神的祭拜状况,是夏人孝道行为的具体表现。殷商也热衷于祖先崇拜和祭祀,其表现就是殷人凡事都要卜问祖先。而在卦辞之中,卜祀之辞又占大部分,这说明在宗法制度已臻完备的殷代社会中,孝道极其重要。此时,“孝”字应运而生,“孝”字的出现,是孝道思想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同时,青铜器上刻着“孝”的象形图像,一个老人弯着腰,手拄拐杖,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汉字的孝,从字形上看,上半部为老,下半部为子。青铜器上孝的象形图像以及孝字字形,寓意十分明显,含有敬老养老的意思,这样作为孝引申义的“事亲”和“敬老”,在殷商时代形成和出现。 
    西周时期,孝字使用极为普遍,孝的内涵进一步扩大。这个时期,孝的含义有了进一步延伸,明显具有两重意义:第一,对死去的先祖的孝,通常称为“死孝”。在西周的典籍中、铭文中,“死孝”含义概括为“言孝必及神”(《国语·周语下》),它往往用“追孝”、“享孝”来表述。“追孝”、“享孝”的行为总是和祖宗崇拜的宗教信仰、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对在世父母的孝,通常称为“生孝”。《尚书·尧典》所说的“克谐以孝”,《尔雅·释训》所解释的“善父母为孝”,就是这种孝道。“生孝”主要指对在世父母的奉养、尊敬、服从等。 
    春秋时期,鬼神观念、天命观念开始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因而,崇拜的观念行为,已不再是孝道的主要意义,代之而起的,是对在世父母的“生孝”。于是,充满着世俗生活的人情味、体现着父母和子女的义务关系的“父慈子孝”的格言开始流行。如:“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历谓六顺也。”(《左传·隐公三年》)“父慈子孝,……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都是体现着父子之间的伦理感情和道德义务。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这一体系的根本就是孝道。 
    二、先秦诸子之孝 
    百家争鸣,带给了全社会的思想大解放,周代以来所盛行的孝道也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思考和讨论。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是在周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对西周的传统的思想和制度极为拥护,因而对周初以来所大力提倡的孝道当然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对西周传统孝道有重大发展。孔子重视孝的现实人伦道德意义,重实孝作为家庭道德的伦理内涵。围绕善事父母这一基本的家庭父子关系中的子道,孔子提出许多平实的孝的理论和规范。如孔子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孝敬父母要真心实意,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敬,使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藉。“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正因为此,所以孔子要求人们“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作为孝道伦理的开山鼻祖紧紧围绕善事父母这一核心内涵,提出了丰富的重要观念和规范,完成了孝从宗教到道德,宗族伦理向家庭伦理的转换,并从孝道找到了其合理的人性根基和哲学论证,把孝纳入其仁的最高理想目标之中,从而使孝成为其仁学思想体系的基础和起点。[3] 
    孟子提出“性善论”,进一步完善了儒家孝道的哲学基础。“性善论”认为,人性是天赋的,“无有不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正因为人性是善的,天生就有亲亲之情,所以孝当然是天赋的,这也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性善论为孝悌提供了先验的基础,孝悌之说与性善论结合不但使孝悌在理论上有了根据,思想的效果也大为扩充了。 
    法家主张依法治国,在否定礼乐教化的基础上,商鞅力主实行严刑峻法。韩非则由其极端性恶论出发,蔑视人间孝慈道德的存在,把家庭中父子、夫妻的关系也说成是纯粹的利害关系,孝道被完全否定,“孝子爱亲,百数一也。”(《韩非子·难二》)“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韩非子·忠孝》)他把孝悌之道看作是天下乱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