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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的"通"与"深"(2)

章实斋《文史通义》开卷就是“六经皆史也”,后人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汪先生的长文“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却论证章的观点并非“创辟”,而且,他在乾嘉时代遭冷遇到现代声名大噪,“所谓章氏的六经皆史说具有许多现代含义,大都是现代人的诠释”。汪先生以详实的材料论证章的思想、观点并未达到近世所称赞的“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程度。“他的‘惊世’之处,不过是视儒家尊为经典的六经,为先王之政典,而非儒门一家之道,孔子只是转述周公已备的大道而已。但是不论孔子之道,还是周公之道,在实斋心目中依旧是具有永恒价值之道。”
    但启发汪写此长文的,则是钱锺书在抗战时期所写的《谈艺录》。钱“例举众说,证明《文史通义》六经皆史之说,无论字面或内涵,前人已先言之”,对后世所推崇的章氏史学颇有怀疑。而且,钱还进一步认为“六经皆史”只是强调经原是政典,并无反对“经”之意义。在钱著提点下,汪氏才于此用力甚勤。如果不是对钱锺书深有研究,汪氏可能不会注意、重视、信赖、理解他对章实斋学问的评骘。
    长文“钱锺书论史学之体用”显示了他对钱氏学问、思想的深度研究、理解。此文只是他计划撰写的有关钱锺书史学思想的五篇论文之一,其余四篇为:“史释之循环”、“文史之分合”、“史蕴诗心说”、“六经皆史说”。他写此“五论”的目的,是想告诉人们钱先生自应入文学家之列,但实为“横跨中西文化之文史折通人,其学也绝不限于文学一域,值得广大的文史哲学者,尤其是耕耘一方、专治一端的史学工作者,借照邻壁之光”。虽然现在仅此“一论”,但其目的却已达到。
    可能是对钱牧斋的研究使他的陈寅恪的理解更加深刻,但也可能是对陈寅恪的研究使他的钱牧斋理解更加深刻;可能是对章实斋的研究使他对钱锺书的理解更加深刻,但也可能是对钱锺书的研究使他对章实斋的理解更加深刻。不论哪种可能,只有“通古今”才能使人的研究更加深入、认识更加深刻。    雷颐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