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网-国学经典-国学大师-国学常识-中国传统文化网-汉学研究移动版

首页 > 传统文化 > 宗教哲学 >

《尚书》中军事思想及其哲学思考(2)

其七,注重事以谋先,重贤使能 
    《秦誓》是秦国在袭郑过程中被晋国击败后秦穆公对战事失利的反思,训戒于将士们:“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14不仅要问谋于身边的谋士,有大事还要咨询老成之人,不敢自专。秦穆公直接把国家的安危与任用贤人与否联系起来,认为用贤则安,背贤则危,提醒后人:“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15战争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危荣辱,只有事以谋先,重贤使能才能够安邦定国。 
    二、《尚书》中军事思想的哲学思考 
    (一)道心惟微,人心惟危 
    在《尚书》中,记载军事行动的内容多以奉行天命作为军事行动的主要依据,认为自己的行动是按照上天的启示,替天行道代天行罚。“天”之所以会有此主宰力之运用,并非是由于“天”生于“理”,而是此“天”即“理”之本身之意。以“天”,“天命”来解释事物的必然规律。而人体认到此一“天命”本体,即要需要一系列的工夫,主要就是通过德的修养来达到识得此天命的过程。而修德的过程中,重要的是持敬,《论语》中所引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16《尚书.汤诰》中记载商汤对自己的心理活动过程描写:“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17心思危而能存敬,敬而能公,公则能在“人心惟危”的过程中方能体会到“道心惟微”,识得道心,修养方达到圣的境界,即可达到“梦兆而知”的地步,如商高宗之“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尚书.说命》)”18并根据梦中所见,寻找到了傅说这个一代良相,在《泰誓》中武王也说:“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19梦兆与占卜都吉祥,所以认为一定能够战胜商王。而圣人的志向是未兆而知,“物未兆而先知之者,圣人之志也,三代所以治其国也。”20 
    (二)同力度德,同德度义 
    在武王看来政权是否有“德”是以民心的向背,是否团结来衡量的。“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21(《尚书.泰誓》),德能直接体现人民群众的价值期待,是政治行为符合民众价值期待的结果,而“同德度义”则是民众的价值期待是否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相吻合,政治行为不仅仅要理解和实现民众的价值期待,同时还要认识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统合好两者的关系,形成既符合历史规律又符合民众诉求的政治行为。而总体来说,历史的发展是建立在民众的价值期待与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政治上的“德”可以视为民众普遍而合理的价值期待,“义”可以视为对民众普遍价值期待的实现所做的价值实践。 
    (三)敕天之命,惟时惟几 
    在《尙书》中把历史赋予的使命视为“天命”,把合于天命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在武王伐纣时就提出:“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泰誓上》”22,认为不承担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任务,就会遭受历史的惩罚,能够体认天命,则须动之以时,时至而动,不动则有咎,动则合于天,武王还提出不可失时而有咎的概念:“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泰誓上》”23,在《益稷》中将时与几的关系进行联系:“敕天之命,惟时惟几。”24而在《皋陶谟》中把处理好时与几的关系作为勤政的象征:“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25与“时”相应的为“几”。马王堆帛书《周易.二三子》“见几而务之,则有功矣,故备难者易,务几者成。”26君子见几而行事,方能成其功。 
    天道的运行体现于“几”之中,进德修业至圣境,则能识几而动,动之以时,则能成其功。“几”可识,“时”可知,然动之在人。在《周易,干,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干干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而无咎矣。”27由知“几”而知“时”,知时而动,动无不吉。 
    (四)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尚书》作为上古史书,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在于政治,政治的根本在于人民,其中所蕴含民本观念是《尚书》的特色之一,在《五子之歌》中就记载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8之所以进行军事行动,也是由于符合民众的普遍期待:“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上》”29 “天听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中》”30,而兵事的原因正在于禁暴除害,用兵附民,然则可以和之以众,仁者无敌。 
    (五)诘尔戎兵,张皇六师 
    在成王初政时,周公告诉他要“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立政》”31。康王嗣位之初,太保暨芮伯告之继命之重曰:“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康王之诰》” 32此修武以备的思想,在《禹贡》则为“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33在《尚书》中,武备思想与敬天保民的思想一样贯穿于始终。 
    三、结论 
    通过对《尚书》中军事思想的梳理,不仅可以看出军事活动对于政权的重要性,同时也对《尚书》中所记载的先王军事行动中的思想纲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可以说,政治的内容包括了文治与武功双重内涵。然武非黩武也,修武以备犹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器不可不成,武不可不备。武之动,若乾之用,文之用,若坤之守。乾之动武以创命,坤之静文以守成也,然则武之动须有止,不止则至于亢悔,不能久,文之守不在于常静,当守之以文而存之以武,以待时而动。《尚书》中所记载的先贤圣王的功业正是在于因时而动,伐无道而成其功。其基本规律是武以成其大功,文以守其功,其中所表现的是对历史使命的担当,对于黎民百姓的普遍价值诉求的回应。天佑训德而厌恶德,必有其几,圣王诚其心,正其意,守以仁行以义以修其德,德合于天,则能识几,识几而动,动之以时,则成其功。作者:徐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