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之路(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8 06:10:40 论文联盟 佚名 参加讨论
| 五、万物一体论体现中国哲学特质 戴：我注意到您在《仁学本体论》中，对伊川以公论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在我看来，伊川认仁为公，并以天心论公，其中蕴含着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解仁为公，可以为公天下寻求一本体的根据。在王权时代，伊川这一观点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伊川将公作为仁道的落实，就为集权时代的社会制度的运行提供了基本的准则，也为个体践行仁道提供了标准。而您在最后所阐释的仁体价值中，也将公正作为新四德之一。不知道我这样说有没有道理？或者说您的新四德论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 陈：程颐仁说大旨分为三个方面，即惟公近仁，爱人非仁，仁性爱情。伊川认为：“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作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二程集》） 伊川不主张以爱训仁，认为爱只是仁的一种特定表现，不是仁的全体，公比爱更接近仁。爱只是情，仁则是性，二者不可等同。“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尔。人能至公便是仁。”（《二程集》）仁的极致是公。人能够做到公就是仁。 程颐强调公是行仁的要法，也就是认为公是实践仁的主要方法。我认为，“公”一方面有普适的意义，一方面具有矫正偏私的倾向。这一思想为儒家处理仁爱和公正的关系提供了思想资源。汉儒就已经认识到没有中庸原则的指导，仁的实践就会流于偏私。伊川强调，“公是仁之理”比“爱是仁之用”的说法要更加稳健。“公是仁之理”，是说公是一种本质原理，仁是此一原理在人的生活实践中的全面体现。“爱是仁之用”则只看到了仁是爱的根据，爱是仁的情感表达。在此意义上，伊川以公论仁，就是对儒家仁爱与公正关系的非常好的处理。就儒家传统而言，义比较接近正义，而仁包含了公平。宋儒已经论述了仁统领四德，仁可以包含义，故在儒家的角度看，仁与公正是相通的，不是矛盾的。 戴：您在“万物一体”章对宋代道学所倡导的仁论进行了判别，认为仁作为万物一体的概念，主要显现在主观方面，而不是客观方面。这种理解缺少从实体角度，从客观的方面来体认仁体。您在这里所说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区别是指的什么？根据我的粗浅的看法，道学家提出的万物一体论，就是表明仁体是实在的，不是随意的。人心能够达成此仁体，也能够知觉、体认、体验此仁体，最后与仁体合一。这种观念和意识已经将仁体作为一种人心对待的客观方面予以强调。我想，儒家哲学也许就是因为力图追求某种客观的价值理想，而苦苦地从道德价值方面为人的生命确定方向。儒学的精神即是内外兼修，也是主客相融的。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 陈：儒学所具备的内外兼修的精神，的确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质。这一点冯友兰先生其实已经有了很清晰的认识。他在早年的《中国哲学史》中，就认为明道的《识仁篇》蕴含着宇宙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明道认为宇宙乃一生之大流，也是一大仁。人本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有仁德之人即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一论述揭示了理学仁体论的基本特征。 张岱年在晚年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对宋代理学的仁说也进行了概述。他指出周敦颐和张载都绍述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以爱说仁，程颢以“与物同体”说仁，程颐以公说仁。这些论述都得要领。 我们不妨以程颢的仁说为例予以说明。程颢的仁说思想主要有三点，即以一体论仁，以知觉论仁，以生意论仁。与秦汉儒者相比，程颢突出了对仁理解的境界化、内在化。因为他将识仁、观仁、体仁、践仁都作为其对仁的理解的重要方面。论万物一体就是找到万物一体的通道和路径。万物何以一体？缘自万物之生意，生意即为仁意。明道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二程集》）从生意角度论仁，对于建立身心相贯通的仁道，具有积极意义。换言之，仁之生意在身体之活动上有表现，不同在于知痛痒与不知痛痒。在精神之变化上也有表现，其不同在于认义理与不认义理。“明道不仅从精神境界上讲仁，也把仁看作为宇宙的原理。如果说明道思想中精神境界的仁，其意义为万物一体，那么他思想中作为宇宙原理的仁，其意义是‘生生不息’。” 总的来看，宋儒强调仁者以万物为一体，主要显现在主观方面，而不显现为客观的方面。仁作为万物一体是人心的目标和境界，人的修养功夫所要达到的仁的境界就是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仁作为万物成一体的最高标准，或者人心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是主观随意的。说万物一体归仁，就是表明仁体是实在的，不是随意的。人心能够达成此仁体，也能够知觉、体认、体验此仁体，最后与仁体合一。每个人，以及每个人的人心，都复归于仁，那么万物一体，天下归仁的理想就实现了。虽然这其中有某种超理想的色彩，但就是这点才构成了儒学精神的内在价值。 六、仁体论是儒学本体论建构的基础 戴：您的仁学本体论在对朱子仁学的吸纳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对朱子思想资料的消化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也是您多年钟情于朱子学研究的结果。作为后学需要学习您坚持、坚守、坚定的学术研究精神。您在“生物之心”章，对朱子仁说进行了集中的检视。您认为朱子作《仁说》之后，不再从理来认识天地之心，重视以仁来认识天地之心。只有确认仁是天地生物之心，才能说仁作为道体无处不在。这是朱子重视从本源角度论述仁的缘由。可见，到了朱子这里，试图从仁体角度构建一种儒学的本体论体系，已经成为某种自觉了。但是，朱子认仁体这一理论追求，与其对理体的强调是否存在某种理论的冲突呢？或者说，如果为了抉发仁体，而忽视理体，岂不是对朱子哲学的一种后天的刻意划界？ 陈：这个问题要这样看。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贴标签的方式，来判断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思想。有人认为朱子强调理，就用理体论来加以概括。但有人认为朱子强调仁，就用仁体论来加以概括。这种做法不符合思想家理论表达的实际。理解朱子也是如此。 在朱子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多数认为他对伊川的接受要多于明道。我们通过对朱子《仁说》的分析，会发现这种观点未必全面。《仁说》是朱子对二程思想的综合并加以发展的重要文献。在中和之辩中，朱子特取伊川之说。在《仁说》中，朱子既对明道的仁说进行了扬弃，也对伊川的仁论进行了改造。也就是说，朱子在消化二程思想的同时，并不是简单的偏向于二程的某一位，而是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恰当取舍，进而从儒学的整体立场上思考自己的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