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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修养论今说(3)

通过艺术修养,人们不仅能培养起高尚的创作或欣赏趣味,而且还能够从中体悟到不少自然、社会、人生的哲理。艺术修养不但能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同时也能提高人的实际理事处世能力。艺术的完美离不开和谐,艺术家们对于诗句的平仄对仗,乐章的高低缓急,画面的经营布置,舞台的人物调度,无不煞费苦心,其目的无非是求得某种完美的和谐。艺术作品所达到的和谐程度,反映了一位艺术家水平的高低。推而广之,一切通过经营布置以达到完美和谐的活动,都可称之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因此,一个真正领会和把握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人,他一定能够巧妙地运用艺术的手法去经营布置好各种自然、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复杂关系,使之达到某种合理的、最佳的和谐与协调状态。艺术修养对于人生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儒家在修养论中还提出了一个"变化气质"的问题。所谓"气质",许多儒者都把它说成是与生俱来的,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后天习染所成。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所谓"气质",与个人某些先天的生理特征有一定的关系,但最主要的还是由后天的环境影响形成的,它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习性"。变化气质,改变习性,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性格修养。北宋著名的哲学家张载十分重视变化气质的问题。他认为,求学最大的益处是在于能使人自觉地改变自己的气质,否则的话,学问反而会对人有害。而变化气质是与能否虚心互为表里的[20]。由此看来,儒家所讲的"气质"含有某种贬义,是与心浮气躁,骄做自满等习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儒家强调的"变化气质",如果从正面来讲,主要是指的涵养与意志等方面的修养和锻炼。
    一个趾高气扬、自以为是、指手画脚、高谈阔论的人,人们一定会说他是一个缺少涵养的人。所以,变化气质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涵养的人,其关键和目标就在于要能虚心地待人接物,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涵养工夫。在孔子弟子中,曾参是一位特别注重修养的人,他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是早为人们熟知的名言。此外,他更大力提倡要向在才能上、学问上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而自己则应当表现为像是一个没有学问、腹中空空的人那样。即使是受到了别人的欺侮,也不要与人计较。他说,他从前的一位朋友(指颜渊)就是按照这样的教导去进行修养的[21]。一个人要做到时时事事都能够谦虚谨慎并非易事,尤其是要做到如曾子所说的不耻下问,更是需要经过长期的自我修养才有可能达到的。汉末思想家徐干曾说:人的品德就如同一个器皿,器皿是空的才能装进东西,满了就装不进东西了。所以,一个人应当经常地保持虚心和恭敬,不要以自己有超群之才,而临驾于别人之上。要处处看到别人的优点,而时时看到自己的不足。这样,别人才会愿意帮助你、教导你[22]。古语说:"人道恶盈而好谦。"(《周易·谦卦"彖曰"》)又说:"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君子以虚受人。"(《周易·咸卦"象曰"》)这些都是儒家学者所推崇的人生哲理,而至今读来也仍然不失其为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
    汉代著名儒者刘向,在他编撰的《说苑》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孔子由观周庙中一种空时倾斜,注入一半水时持平,而灌满水时就倾覆的器皿("欹器"),而得到"恶有满而不覆者"的启发的故事。并且借子路之问,进一步引发出了孔子关于"持满之道"当"挹而损之"和如何"损之"的一番议论。所谓"挹而损之",就是从灌满水的器皿中舀出一些来,使它不致倾覆。以人的修养来讲,其损之之道的具体内容,则如孔子所说:当是"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这就叫作"损而不极",即保持一定的空虚,而不是满到了极点。最后,孔子十分肯定地说:"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23]今天,我们以这个故事和孔子所论述的"持满之道"、"损之"之道来作为个人修养的教材,也还是相当生动而深刻的。
    孟子为他心目中的"大丈夫"(真正的人)立了三条标志,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确实,一个人如果真能做到这三条,那他就是一位无愧于天地,具有高尚品德的真正的人。然而,一个人要真正做到这三条又谈何容易。他需要长期地进行品德方面的修养,树立起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有可能达到的。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利"、"公私"、"苦乐"、"生死"等这些人生面临的最现实的价值选择问题,对人们进行基本的品德修养教育,是很值得今人注意的。因为,现代人的品德修养教育同样也离不开这些基本的人生价值选择。而儒家学者在这方面的许多精辟论述,无疑也还是可以作为今天人们品德修养的指导的。
    讲到"义利"问题,儒家总的倾向是重义而轻利、先义而后利,主张以义制利、见利思义[24]。在当今这个以功利为上的世界里,如果有人按汉代大儒董仲舒所提倡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训条去做,则将被人们视为迂腐。其实,无论那一个社会,也总是有这么一些只问耕耘不计功利的"迂腐"者的,他们的真诚和高尚的品德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并不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这样去做,都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我们总也不会希望社会每个成员凡事都斤斤计较于功利吧!当然,更不会希望人人唯利是图,见利而忘义。因此,希望人们做到如清初大儒颜元修正后的训条:"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也就不能说是过分的要求了。
    在"公私"问题上,儒家一贯强调大公无私、先公后私,提倡公而忘私,反对假公济私。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和"私"的具体对象和内容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我想在处理公与私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则儒家所强调的这些原则至今仍然是正确而有效的。
    在"苦乐"问题上,儒家历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富论苦乐,而是以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否论苦乐;又以为个人之苦乐算不了什么,众人的苦乐才是真正的、最大的苦乐。历史上儒者所称道的"孔、颜乐处"就是一种安于物质生活的贫困,而去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的"乐"[25]。孟子则反对"独乐"而强调要"与民同乐"。他曾以欣赏音乐为例说,一个人乐,不如与他人一起乐;与少数人乐,不如与所有人一起乐[26]。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可以说集中地表达了儒家的"苦乐"观。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