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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未来:中华民族精神家园(3)

 中国的哲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始终跟宗教密切结合。西方有一个政治和宗教分离的过程,教权、政权这两者是对立有矛盾的,教权的地位比政权高,实际控制的地位和影响比较大。拿破仑在欧洲是英雄,他当皇帝要教皇给他加冕,皇帝地位才合法,政权和教权是分离的。中国政权和教权从秦汉以后一直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政治和宗教也是结合在一起的,皇帝是天子,天子是上帝的儿子,是宗教的名称。在外国天子是耶稣,国王不是天子。中国的政权巩固也跟这个制度有关系。十世纪以后教育制度上,《四书》代替了《五经》,成为全国通用教材,任用官员必须经过《四书》的考试,官吏同时具有教职人员的身份,中央统治就更稳定了。多民族、统一的大国的好处就是内部没有战争,它的弊病也就是出在这里,那时中国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只有中国是最好、最强的,所以在这期间中国的哲学发展有一段停滞时期。当时老百姓的要求和权利也就没有机会表达,人们的痛苦也就没有机会改变。这时中国是靠圣人、圣君来治理国家的,这种状况也不利于哲学发展,哲学要不断地接触新的事物,阶段地解决新问题才能发展。但在中国古代,你只能照古代圣人说的去做,不能改变,甚至有怀疑圣人的教训都是有罪的。比如说孝,就不能问为什么要孝,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罪,因为孝是天经地义的。这就像西方的教徒问为什么要信上帝,有这样的怀疑就是犯罪。
    可是科学是不断在发展的,政教不分、长期统治,这个流弊越来越明显——考试内容、教学内容陈旧,人们不接受新生事物,自我封闭。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旧的哲学思想不那么灵了,从西方传来的新思想被人们广泛地接受。新思想的传播有一个特点,从南往北产生影响。天平天国起义是从广西开始的,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接下来的是孙中山也是广东的,国民党改组是从广东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从广东开始。思想的进步必然要交流,广东是一个对外交流的大门,而此时的中国北方相对锢蔽保守。近代以后,思想上南方比北方的影响大一些,就是这个道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