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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在中西哲学里的地位及其思想后果(1)


    论文摘要:此文提出这样一个主张:“性”(sex, gender)是我们理解某个哲学传统时必须考虑的一个维度;也就是说,在哲学思维中有没有对“性别”的意识,会深刻影响一种哲学的特点与走向。具体的论证结论如下:(1)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存在论与认识论)中无性别意识,但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这种意识正在觉醒;(2)中国传统的主流哲理思想(《易》、儒、道、阴阳、兵、法诸家)中有鲜明的性别意识;(3)这种区别有力地造成了中西传统哲学之间的一些重大不同。比如有性别意识的中国哲理传统看重相对相济的动态生成关系,并[在儒家中]重视这关系所生成的世代结构,也就是家庭、家族、民族与文化的长久延续,善于领会活的生存境域中的时机,认为技艺而非逻辑、科学是获得真知的最有效手段。与此相对,西方传统哲学基本上都是在反其道而行之。文章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女性在这两种不同的哲理传统中的地位,触及当前女权主义提出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性,性别,存在论,《周易》,阴阳。
    福柯《性史》(第一卷)提出了西方文化与社会中的“性”[1] 的问题。他认为只谈论从17世纪到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压抑史”[2] 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更重要的、甚至是与一般意义上的“压抑”现象相反的事实是:“近300年来,我们社会的特质,既不是一味关心如何掩盖性,也不是在语言范围内对性的普遍的忌讳,而是那些多种多样、相当普遍的机构;这些机构专门用于谈论性、动员人们谈论性并诉说自己的性,聆听、记录、整理并传播人们所谈的与性有关的事情。围绕性,形成了一张多样化的、专门的、强制性制造话语的网。”[3] 这个观察的蕴意是:在机构的控制下谈论性、研究性、公开性并不就能带来对性的理解,或使性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一个合适的、健康的位置。它表明,性的问题实际上超出了对象化的知识,具有某种更深刻的含义。“这样谈论性,需要建立这么多的强制性机构才能使人们谈论性,但又要求人们遵守严格的规定,难道这不证明性是秘密的,并且人们打算继续维持性的神秘状况吗?”[4] 非常正确。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这种“性的神秘状况”的存在也并不能只归于福柯所讲的“权力的特性”[5] 或某种“政治条件”,而应该追溯到整个西方文化的特性,尤其是这个文化的最自觉体现、也就是哲学之中。以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为两大来源的西方文化,出于其基本的思维特点,对于“性”抱有某种特定的态度,与非西方文化、尤其是中华古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重大区别,由此而造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些重要特点,并通过当今全球化过程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未来。这个问题涉及广泛,以下的讨论将只能限于本文作者的能力和文章篇幅所允许的范围内。因此,下面就将试图揭示中西传统主流哲学对于“性”的不同态度,并分析这种不同带来的一系列深远的哲理后果。就我所知,迄今为止还极少有人从“性”或“性别”的角度来探讨中西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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