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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的限度与重建中国解释学(2)


    二、
    应该说,徐复观对整个二十世纪西方的哲学思潮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他指出:“二十世纪的哲学思想,一面是彻底反形而上学,一面又是形而上学的复兴”。⑤ 正是对西方哲学的深刻理解使得他对中西哲学思想的差异有着更深刻的感受。
    西方现代哲学主要是一种逻各斯中心的形而上学,西哲中的逻各斯相当于中国的“道”,分别是各自哲学思想的核心。徐复观认为:“希腊语中有Logos一词,本义是‘语言’但在希腊哲学及基督教神学中,得到不断地发展。在希腊哲学中到了赫拉克勒斯(Herakleitos)说成这是世界的法则。到了斯图阿学派(Stoic school),把它说成是‘神的世界原理’,人应顺随着它生活,由此而带有实践的道德意昧。到了菲龙(Philo)引用来作犹太教义的解释,而认为它是内在于世界的理性原理,给世界以生命、目的、法则,因而支配世界,指导世界。此后也给基督教神学以相当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假定希腊语中的Logos和中国语中的道,其分位约略相等,但在希腊则是由‘语言’发展出来的,在中国则是由道路及在道路上行走发展出来的。Logos在斯图阿学派中也带有实践的意味,但远不及它的‘纯理论地倾向’之重。中国的‘道’也有言语的意昧,如《论语》中‘乐道人之善’(季氏)者是。这种意味,虽因约定俗成在日用语言中流行甚广,但与儒、道两家所谓道的内容相较时,则轻微得不足齿数。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孔子追求的道,不论如何推扩,必然是解决人自身问题的人道,而人道必然在‘行’中实现。行是动进的、向前的,所以道也是在行中开辟。《论语》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有上下浅深的层次,但这不是逻辑上的层次,而是行在开辟中的层次;因此,这是生命的层次,是生命表现在生活中的层次。‘下学而上达’(宪问),应从这种方向去了解,否则没有意义”。⑥
    道与逻各斯的区别就是中西哲学的区别。“逻各斯”出自古希腊语,为λoyos(logos)的音译,它的含义很丰富,汉语里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词。海德格尔认为“逻各斯”最初的含义是“言谈”或“说话”,其动词形式是Legein,其词根是leg,leg的基本意思就是“言谈”,总之本质与语言相关。而《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说:太初有道(logos,word,逻各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逻辑是象数学一样抽象关于结构的科学,它排除了时空的因素,代表一种与现实完全不同但又是有关现实的静态的、不变的理想。逻辑就是把某种事物建立在一种必然性的联系上,它只可能通过语言建立,并且只能以命题的形式建立联系,它主要是一种演绎推理。逻辑的结构也即语言自身的逻辑结构。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一种以逻各斯为中心的结构,它体现为思辨的哲学,以二元对立为基本的预设,以认识事物的客观性真理为目的。徐复观从逻各斯把握到了西方哲学的根本特点,可见他对西方哲学有着足够的了解。⑦ 而中国思想在徐复观看来是一种实践哲学,它不是形而上学带有思辨性的哲学。徐复观肯定:“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上学的意味,但归根究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⑧ 因此,中国思想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行动中展开的哲学,它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命存在。故此对中国思想的阐释必须把握住它的实践特性,它不能用演绎逻辑的方式来理解,这也并不表明它没有逻辑,只是它是一种行动逻辑,一种在实践中展开的具体逻辑。
    徐复观意识到中国古代思想是与西方哲学是在两个方向相互走,相互之间只能是相互发明,而不宜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予以转换。对中国经典的阐释必须要立足个体经验:落实在个体的生命体验上。因此他十分重视《论语》,晚年多次著文讨论《论语》,要“回到孔子思想”。因为他看到,中国思想是范导性的,表现在孔子的言传身教。这种思想落实于实践而不是哲学概念,它的内在“不是逻辑上的层次,而是行在开辟中的层次”。⑨ 据此,他对新儒家其他学者轻视《论语》的倾向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还是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没有真正理解《论语》中包含的中国思想的精神特质。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反对熊十力、牟宗三等用西方形而上学的体系来建构中国哲学的做法,而用具体的思想史解释来代替。但是他并不一味的反对形而上学,他认识到,“人类自身即是形而上的存在,所以人有追求形而上的倾向,有追求一贯的倾向”。⑩ 只是在他看来,要对中国文化重建首先就要真正的了解中国思想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对他师友们的工作,他认为没有真正抓住中国思想的核心,偏离了古人思想的原初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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