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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仁义礼智圣五行的思想渊源 (4)


    四
    明白了《洪范》五行的思维模式,我们就容易理解以之为理论基础的仁义礼智圣五行说,在五行相克说因邹衍与帝运结合而风行之后,难免要与之发生矛盾。但是就逻辑上“类”的观念来看,(注:钟泰指出:“荀书每言‘伦类’、‘统类’。无类亦言无统、无伦耳!”梁启雄也引梁启超说指出:“孟子好言仁义礼智,义礼本仁智所衍生,以之并举,实为不伦,故曰无类。”参见董治安、郑杰文《荀子汇校汇注》,齐鲁书社1997年版。) 土很容易归入金木水火之中,作为五者之一,成转相胜之势(当然原来的尚土理论还可以有所保留,后代五行理论的融合较为复杂,此暂不论);而以尚土说为理论根基的仁义礼智圣五行说中,“圣”摆脱不了对于仁义礼智或貌言视听的超越性,这受限于其理论底基。因此,在五行转相胜之说至为流行之际,不管荀子是否赞同这一理论,他都可以轻易地批评以尚土说为理论基础的仁义礼智圣五行说“甚僻违而无类”。所以,后代改“圣”为“信”以配五行,是很自然的。
    相对于以思心为基础的仁义礼智圣五行而言,荀子以心“虚壹而静”作为反对。虽然同是肯定“心”的作用,但是仔细比较不难发现,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的“仁之思也清……智之思也长……圣之思也轻”、中心、远(外)心等等,只是一心。但是由于它所本的五行理论,这种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中心、远(外)心,又必然有所不同,而不能一以贯之,可是《五行》中又还是不得不强调舍五为一的“慎独”。这种思心的细分、不同与合一,《五行》没有解释原因,颇具神秘感而又似乎有系统,但确实难以解释。这应该就是荀子所批评的“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在《解蔽》篇以相对简洁清晰的“虚壹而静”,批评“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所指的恐怕就包括《五行》中的矛盾。但是这一切与《五行》所本的尚土说的五行观有关,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不应当完全以荀子的取舍为取舍。
    这种仁义礼智圣五行说,荀子批评“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说明它曾广为流传。这一点,不仅从马王堆帛书中有附庸作品《德圣》,以及学者们所熟知的贾谊《新书·六术》中可以看出,文献中也还有例子。
    郭齐勇先生已经指出《史记·乐书》结尾有:“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征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明确标举“仁、义、礼、智、圣”,并把这五种德性与五音相配合……明确以“圣”作为五行之中心[33]。这说明尚土说的五行观,也曾经与五音相配,但是五音最后还是与相生相克的五行说合流。这一段文字虽被怀疑是后人添加,但确实是仁义礼智圣五行的反映。
    后来明人黄佐所说《河间献王乐记》中有:“大合六乐……其始作也……及其从之也,以道五常之行也,知仁交际而百化出矣,礼义交际而百化入矣,成之者圣也。子曰:‘知仁合则天地成,天地成则庶物时,庶物时则民财阜,民财阜然后兴礼义。’”[34] (P442-444)明确提及“五常之行”为知(智)、仁、礼、义、圣,并引《大戴礼·诰志》中提到了知(智)、仁、礼、义的孔子之语为证。黄佐所著《乐典》共三十六卷,其中卷十三至二十一(共九卷)载有所谓“河间献王乐记”,云“河间献王所传王氏乐记二十四卷,与今乐记不同,北齐信都芳釐为九卷。今去其繁杂,定为九篇”。“河间献王所传王氏乐记”,当即是河间献王与诸儒所作、《汉书·艺文志》所载王禹献上的《王禹记》二十四篇。但是《北齐书》卷四十九载信都芳著《乐书》,《新唐书·艺文志》记有信都芳“删注《乐书》九卷”,从其它相关材料来看,诸书皆未明言信都芳釐《河间献王乐记》之事,最多是信都芳所搜集、撰述的文献中,可能有《河间献王乐记》的部分内容。而且从全文来看,似非黄佐所可伪作。这或可再一次说明,尚土说的五行观,曾经与五音相配。
    而且在郭店简《语丛一》中,简16、17“有仁有智,有义有礼”、“有圣有善”,可能就是说的仁义礼智圣五行,因为《五行》中有“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前引《四行》也有“四行成,善心起。四行形,圣气作”,所以是有圣有善。
    对于所谓“孟轲和之”,主要见于《孟子》中的性善论和仁义礼智“四端”说。《孟子·告子上》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欤?”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公都子问的是人之本性与人之为善人恶人之关系的问题,孟子说人固有四端(这一点《五行》文中没有明确谈到),“思”则得,就是德形于内,可以成就德行。其解释与上文所强调的“思心”之与仁义礼智圣的关系密合,因此此处孟子确实是在依据《五行》作解说。但是孟子为什么没有说到“圣”呢?这当是因为,首先,公都子讨论的是人性善恶的问题,而不是圣的问题,《五行》中明说“四行和谓之善”,孟子当然只用谈到四行和思这两个关键要素;其次,圣本身既与仁义礼智是一类,又超越于其上,可以单论;最后,孟子不提及圣,还可能与孟子的圣人观相关,孟子认为五百年才有王者出,对于是否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问题,孟子不是回答以“思”和人有“圣”之端,而是答以“为之而已”,则终究会因为努力之多少而有差别。这说明孟子对于《五行》有所修正,应该是认为人人皆性善,可以为善,但不必能成圣成王。因此《孟子·尽心下》的“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之语,笔者个人意见以为“圣”后有“人”字可能更符合孟子本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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