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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仁义礼智圣五行的思想渊源 (3)


    三
    现存子思及其学派的作品与仁义礼智圣五行的关系,庞朴先生曾指出子思《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一段,与仁义礼智圣对应[26]。关于《中庸》与子思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明言“子思作《中庸》”,但是《中庸》文中有“载华岳而不重”、“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两处话,后人认为时代颇晚。李学勤[27]、廖名春[23] 等先生对此作出了解释。其实先秦诸子作品为学派之作,即便退一步讲,认为这两句话晚出,也不能遽定《中庸》的主题思想和主要内容与子思无关。而且《汉书·艺文志》载有《中庸说》二篇,这说明《中庸》已有经的地位,应该形成较早。当然,一直有些学者认为今本《中庸》当分为两篇,并作了种种划分,但是难有很坚强的证据。最近梁涛先生认为:“今本《中庸》上半部分应包括第二章到第二十章上半段‘所以行之者一也’”,而且“《中庸》第二章的‘仲尼曰’,可能是子思看到人们对自己的言论表示怀疑,故在‘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时,特意在其首篇首章标明‘仲尼曰’三字,说明自己所记均为孔子之言,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不容怀疑。而在以下《缁衣》等篇,也在其首章专门用‘子言子’或‘夫子曰’予以突出、强调,这就是今本《中庸》第二章出现一个‘仲尼曰’的原因所在。由此也可以知道,原始《中庸》是从今本的第二章开始的,而第一章及后一部分是后来加上去的。《中庸》的这个‘仲尼曰’,以前不被人们重视,而经过我们的分析,却成为今本《中庸》是两个部分的一条重要证据”[28]。但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中的《仲弓》篇里,记仲弓与孔子问答时,“仲尼曰”与“孔子曰”交替出现。因此,《中庸》二章的“仲尼曰”,未必能作为分章标志。
    李学勤先生指出仁义礼智圣五行、《中庸》“唯天下至圣”一段与《尚书·洪范》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之“五事”有对应关系,认为子思五行说所依据的思想资料,是《尚书·洪范》。《洪范》的五事是:“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李先生作比较如下表:
    表1. 《洪范》、《中庸》、《五行》比较表:    《洪范》         《中庸》      《五行》
    土 思曰睿,睿作圣      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  圣
    金 听曰聪,聪作谋      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  仁
    火 言曰从,从作 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  义
    水 貌曰恭,恭作肃      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  礼
    木 视曰明,明作哲      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智
    《洪范》的“五事”与“五行”是相配的,但是《中庸》“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与“听曰聪”、“聪作谋”一项不相应。李先生认为这应该是由于“仁”的范畴出现较晚,在《洪范》的时期还不可能包括。李先生还指出这时的五行尚未形成相生或相克的次序,而是与《国语·郑语》记周幽王时史伯的“以土与金、木、水、火杂”相同[4]。
    李先生的这一发现非常重要,但是尚缺少能够证明其联系,尤其是子思发挥孔子思想提出仁义礼智圣五行的线索,所以他认为荀子的批评与《五行》不能一一对应。
    不过我们在郑玄的注中,发现了郑玄所见到的孔子论“圣”之语。在《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中,《洪范》的第五事“思”作“思心”:“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谓不圣。”郑注:“容,当为睿。睿,通也。心明曰圣,孔子说‘休征’曰:圣者,通也。兼四而明,则所谓圣。圣者,包貌、言、视、听而载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则臣不能心明其事也。”[29] (卷四,P745)估计孔子之语只包括“圣者,通也。兼四而明,则所谓圣”一段,后面是郑玄的补充。《尚书大传·略说》有“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29] (卷七,P790)。而这句话在《孔丛子·记问》中明确记载是孔子答子思之语:“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数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圣人难诸。’”[30] (P334)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关于子思能否见到孔子以及《孔丛子》一书的出现时间尚有疑问,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将《孔丛子》作为资料汇编来看,而且它有与《尚书大传》相同之语“心之精神是谓圣”可以对应。因此说它是孔子之语,虽然可信,却也不无可疑之处。这恐怕也就是荀子批评说“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的原因。不论如何,孔子的这些话在后来还是有痕迹,《白虎通·圣人》、《说文解字》均以“通”释圣;《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也有“思曰容”。此外,《论语·季氏》有孔子之语,表明孔子对于“思”很重视:“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说明《尚书大传》、郑注当非虚造。而且,传世文献中,孔子还有一些相关的话,不少学者已经论及。
    可以看出,《洪范》中的“思心”与貌、言、视、听不止是并列的关系,而是思心为貌、言、视、听之载,思心通此四者,乃为圣。看重思心的作用,《五行》中很明显,不但有“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诺,莫敢不诺;进,莫敢不进;后,莫敢不后;深,莫敢不深;浅,莫敢不浅”。而且思心与仁义礼智圣的关系很密切,所谓“德之行”与“行”的区别,即在于仁义礼智圣是否形于内,而形于内者,可能就是形于心。庞朴先生已经引《周礼·地官·师氏》郑注为证:“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31] (P48)《五行》中也有内证,如:“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圣,思不能轻。”《五行》又从反面申说:“仁之思也清……智之思也长……圣之思也轻。”谈到了思与仁、智、圣的关系。后面的“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以及“不远不敬,不敬不严,不严不尊,不尊不恭,不恭无礼”,似乎没有提到思或心与义、礼的关系,但是传文中有“直也者,直其中心也,义气也”,和“远心也者,礼气也”。这说明思心与仁义礼智圣有很重要的关系,在思心与圣的关系上,《五行》与上述孔子的思想有一致性。
    此外,圣之与貌、言、视、听的关系,在《五行》中也有反映。《五行》说:“仁之思也清,清则察,察则安,安则温,温则悦,悦则戚,戚则亲,亲则爱,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仁。智之思也长,长则得,得则不忘,不忘则明,明则见贤人,见贤人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智。圣之思也轻,轻则形,形则不忘,不忘则聪,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玉音,玉音则形,形则圣。”提到了仁圣智之思与玉色、玉音的关系,玉色、玉音是由思到仁圣智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玉色、玉音,实际就是有关貌和言的问题。而对于圣智之思所得的聪明,传文中提到“聪也者,圣之藏于耳者也;明也者,智之藏于目者也。聪,圣之始也;明,智之始也”,说明耳目也与圣智有关,这就是指的耳目之视、听的功能。因此,由思心而得的貌、言、视、听,是通往仁圣智过程中的步骤,实际上也就是通达于圣的步骤。以之与上面孔子之语对比,不难发现《五行》与《尚书·洪范》“五事”的联系。《洪范》“五事”配“五行”,因而仁义礼智圣之称“五行”,渊源有自。而且,《五行》虽然对孔子之语加以改造,但是孔子的思想还是包含在文中。
    关于金木水火土五行说,除我们习知的相生相克说外,还应注意尚土说,即是认为五行之中土最贵,这是一种较早的五行观。后世《春秋繁露》、《白虎通》等书实际上是综合了相生相克说和尚土说,以及其它诸种理论而成。在尚土说的五行观指导下,土与金木水火并列而又超越金木水火。而甲骨文中,中土、大邑商与东、南、西、北四土的关系,古人观念里中国与四夷的关系,都可能与这一思想相关。因此《尚书·洪范》“五事”是“心明曰圣”而又“包貌、言、视、听而载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乃为圣。《五行》则以这种观念为思想基础,据《五行》中的“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以及帛书《德圣》的“四行成,善心起。四行形,圣气作”[32] (P39)来看,圣就是与仁义礼智并列而又超越其上的。《中庸》“唯天下至圣”一段中,与“圣”相应的就是“聪明睿智”,不论是就貌言视听还是就仁义礼智来看,“圣”都是既与之并列,而又超越其上的。这些现象,正说明其思想底基是尚土说之五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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